當代社會科學研究，總體上是處於自然主義與反自然主義二元對立框架下進行的，這種對立的主要方麵就是社會科學的方法論問題。自然主義者認為社會科學應該仿效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尋求社會科學潛在的普遍規律，強調“解釋”（explanation）是對研究對象本質、屬性和規律的揭示，研究者應盡可能避免解釋的主觀性。他們認為“不僅在物質世界有如此的自然規律，在人類社會的發展中，也應該有類似的規律。隻要掌握了社會發展的規律，人們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運”[1]。反自然主義者則試圖從社會行為的角度來理解社會科學中的一切現象，主張使用“理解”的方法，而不是絕對關注事物間的因果關係。反自然主義者堅持人文科學的方法詮釋學才是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即在“理解”（understanding）的基礎上探求研究對象的意義、價值。他們認為尋找普遍規律對於理解人性、情感、意誌，以及人的行動是沒有意義的，社會科學研究的社會世界是由有意識的人的行動構成的，是有意義的，人根據意義去觀察、理解和體驗自己的世界。
如果說自然主義的社會科學研究模式的特點較多偏向於客觀性的話，那麽，反自然主義的社會科學研究模式則更多地趨向於主觀性。自然主義研究模式將客觀和主觀割裂開來，反自然主義的研究模式則將客觀主觀化。但“社會科學具有兩方麵的特征：一方麵，社會科學是社會的，它所研究的現象是意向性現象，故必須根據它們的意義來識別；另一方麵，社會科學是科學的，它試圖發展係統的理論去解釋隱含於不同現象之間的因果關係。自然主義和反自然主義分別隻強調了其中的一麵”[2]。
自然主義與反自然主義的社會科學由於研究方法的差異，形成了實證主義的社會科學、解釋主義的社會科學等流派，各流派在尋求社會科學學科製度化、研究對象客觀化等方麵，一直麵臨複雜社會現象由於研究主體主觀性的介入而無法客觀化的方法論難題。“隨著自然科學在人類社會生活領域占據主導地位以後，社會科學的學科製度化受到了自然科學的強烈影響，並以自然科學為楷模來構造自己的學科體係和研究方法。”[3]本章正是在這一背景下，通過闡述貝葉斯概率理論，來構建一種基於主觀概率視域下的貝葉斯概率解釋模型。這一模型之於社會科學解釋中，重新確立了解釋主體的認識論地位，旨在為社會科學解釋提供一種新的方法論原則，指導人們更好地認識、理解社會科學。這一模型的建構為社會科學研究提供一種新視角、新途徑，使得社會科學客觀性的凸顯成為一種可能，對提升社會科學的學科地位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同時也為自然主義和反自然主義提供一個新的對話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