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9年1月17日的演講中，福柯說，隻是在18世紀的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中，才“開始形成、思考和描繪出新的治理技藝”，這是資本主義“國家理性展開曲線中的一個拐點（point d’inflexion）”[15]。為什麽？因為資產階級的治理技藝在機製上、效果上和原理上都是新式的，其本質表現為“節度的治理”（gouvernement frugal）[16]。在上麵的討論中，我們已經知道這種對治理權力的節製，緣起於政治經濟學所反映的資本主義經濟運行法則，即拒斥人為性幹預的似自然性。然而在這裏，福柯想讓我們進一步認知到，資產階級這種新的治理技藝的另一個重要特質，是真理（vérité），或者是“真理的塑形機製”（mécanisme de formation de vérité）。請注意，這個真理概念不是傳統認識論中的範疇，而是資產階級政治學中的新範式。而且，這個建構和塑形經濟生活存在的真理場域（lieu de vérité）並不是生成於經濟學家的頭腦（la tête des économistes），而是客觀的經濟交往建構起來的市場（marché）。[17]這還是馬克思那種從現實出發的邏輯。
其實，從政治哲學的角度來看，福柯的這種言說路徑是很令人費解的。對國家治理技藝的思考，先是突然提出真理問題，然後又再跳躍到現實中的市場，他到底想說什麽？我們看到，福柯此處對國家治理技藝的說明，采取了完全超越傳統政治學討論的框架。他真是像馬克思那樣，從資本主義經濟活動的內部運行中來說明社會治理的結構性轉換。說徹底一些，不同於認識論的斷裂，而是社會實踐結構的斷裂式轉換。福柯說，市場在西方社會中出現得很早，從中世紀一直到17世紀，傳統的市場是一個被標定為“公正的場所”（lieu de justice），從公正的價格到公正的分配，都是因為人為的管治保證了“欺詐的缺席”（absence de fraude），從而維係了市場運行的公正化（juridiction）。[18]然而，到18世紀中葉，資本主義的市場卻不再是管治之下的公正化場所，這裏出現一個重要的轉折：資本主義商品—市場經濟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