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體來看，奈格裏、哈特對“機器論片斷”的解讀，具有以下幾個方麵的積極意義。
首先，在當代西方左派理論中，社會批評家們往往都是從物化理論出發，強調資本的全麵統治，將主體死死地限製在資本的牢籠之中，看不到主體解放的任何希望，最終形成了各種悲觀主義的情緒。而奈格裏、哈特則從馬克思的“機器論片斷”出發，通過對“勞動與生產過程的分離”以及“一般智力”的當代解讀，發現了曾被忽視的主體政治學，建構出了工人與資本、大眾與帝國雙重對抗的自治主義邏輯，重新彰顯了馬克思的階級主體學說，無疑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論價值。
其次，他們通過對一般智力的研究，建構出了一套極具特色的非物質勞動理論，揭示了當代資本主義勞動範式的轉型，在一定程度上，彌補和發展了馬克思的物質生產理論，為我們準確認識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提供了有益借鑒。
再次，他們深層揭示了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對勞動吸納形式的轉型。馬克思雖然認真考察了從形式吸納到實際吸納的轉變過程，但由於時代限製，他的分析更多停留在身體勞動被機器體係所吸納的過程。而奈格裏、哈特的吸納理論則實現了由身體吸納到心靈吸納的轉變，揭示了馬克思當年沒有看到的東西：當前資本對勞動的控製，不再隻是身體上的操控，而是深入到勞動者的心靈、智力、語言和情感之中，實現了對勞動者生活和生命的全麵操控。這種吸納要比馬克思那個時代更加隱蔽、更加恐怖。而奈格裏和哈特看到了這一變化，並把它獨立出來，賦予其獨特的哲學意義，這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機器論片斷”對這一問題的研究。
複次，他們的生命權力理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代資本主義再生產形式的轉型。在馬克思那個時代，雖然工人在勞動之外的時間也是服務於資本再生產的，但畢竟工人的勞動時間和生活時間是彼此分開的，從表麵上看，資本家所榨取的似乎隻是在特定時間、特定地點的勞動，而不是工人的全部勞動。因此，資本統治的重心必然是在生產過程之中對工人的全麵規訓和控製。而到了這時，情況好像發生了變化：非物質勞動取消了勞動時間和生活時間的一切界限，人的全部時間都被吸納到資本的統治之中，人從一出生，就無法擺脫資本的殖民，它已經浸透到人的生命的全部。如果說在前者那裏，生產關係再生產的核心在於勞動過程的全麵規訓，在於物的生產，現在則是人的生命的生產。這種機製把原來神聖的、純潔的生命的生產轉變為資本關係的再生產，由此實現了從生產的政治經濟學到生命政治學的徹底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