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賈用“重申批判社會理論中的空間”作為《後現代地理學》的副標題，旗幟鮮明地宣稱這種“重申之言”就是建構一種“空間化的本體論”。[15] 在這一理論建構過程中，他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概念，即“空間性”。在筆者看來，蘇賈關於空間性的討論語境主要是基於列斐伏爾的社會空間概念。但在列斐伏爾那裏，“空間性”（spatiality）一詞很少被使用，他更多地使用“空間”（space）這個詞。而蘇賈認為，列斐伏爾的社會空間本質上講的是“空間性”概念，而不是日常意義上的“空間”。筆者認為，蘇賈從列斐伏爾的社會空間概念中進一步強調“空間性”概念，深層理論依據是海德格爾的空間與空間性概念的區分。對此，我們先來看看蘇賈的論說語境。
在蘇賈的眼裏，把社會生產關係共時性、結構性特征本體論化的結構主義者普蘭查斯同樣提供了一個關鍵性洞見。在普蘭查斯那裏，空間是社會的母體（matrix），是一種基本的物質框架（經濟基礎）而不是單純的表征方式（上層建築）。空間與時間的母體創造與轉換建立了一種基本的物質框架，即社會生產的真正來源。因此，空間性既是一種社會產物（或結果），也是社會生活中一種建構力量（媒介）：“這對社會空間辯證關係和曆史地理唯物主義來說是極為關鍵的見地。”[16] 普蘭查斯關於空間的這一本體規定顯然極其符合蘇賈的口味。同時，蘇賈認為，在西方哲學傳統上，福柯是一位致力於把空間性進行本體論化的重要的人物，並借助薩特與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關於空間性的思考來實現他的理論建構。筆者覺得，從蘇賈對福柯的這一評價來看，他本身實際上也受了海德格爾關於空間性的思考的啟發。
蘇賈認為，長期以來人們把空間作為一種社會存在的附屬物，關鍵在於沒有區分“空間性”與“空間”這二者的含義，錯把“空間”當作“空間性”。“空間性是社會生產的，而且如同社會本身一樣，既以各種具有實質性內容的形式存在，也以個體與群體兩者之間的一套關係，即社會生活本身的一種‘具體化’與‘媒質’而存在。”[17] 我們看到，這實際上是對列斐伏爾的“社會空間是社會生產的產物”這一基本問題式的直接複述，隻不過在這裏，蘇賈換了個說法，即把社會空間換成了“空間性”。蘇賈接著說，社會的空間性不同於具有物質特性的物質空間以及認知和象征的心理空間，“不論是物質空間還是心理空間，都被利用並融合到空間性的社會建構之中，但不能因此被概念化為空間性的等同物”[18]。這是我們上一節中第二部分就討論過的，也是列斐伏爾在《空間的生產》一書中開篇就進行討論的問題。因此，“每一種空間都需要當作社會生活空間性的本體論和認識論內容來加以理論化並加以把握”[19]。可以看出，蘇賈在這裏實際上是用“空間性”這個概念對老師列斐伏爾的社會空間概念進行了辯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