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將齊澤克“行動”概念錯誤解讀為不顧客觀條件的唯意誌主義，就算沒有這樣的誤讀，或許是受齊澤克寫作和演講張狂風格誤導，往往將齊澤克視為狂熱左傾盲動分子。因此，當齊澤克提出當今左翼唯一該做的事情是“什麽都不做”，並進一步將這個觀點具體化為“巴托比政治”時，許多人感到震驚和不解。例如，英國左翼哲學家克裏奇利（Simon Critchley）就諷刺齊澤克是一位徘徊在“什麽都不做”和夢想“神聖暴力”降臨之間的“斯洛文尼亞哈姆雷特”[2]。我們不同意這樣的看法，要反駁這種批評就必須辨析“巴托比政治”的理論批判對象。
齊澤克提出“巴托比政治”之前已經有近似的觀點萌芽。齊澤克在《偶然性、霸權和普遍性》中討論到帕斯卡“信仰”與“（下跪）儀式”之間的關係問題，曾提出如果將“肯定”理解為對象征秩序的接受，那“肯定”的反麵並非“否定”，因為“否定”也被銘刻在象征網絡之中，“否定”以反麵的方式證明了“肯定”的存在。“肯定”真正的反麵是一種更原初性的“拒斥”（Verwerfung）或“拒絕參與”（refusal to participate）[3]。《伊拉克：借來的壺》則直接提出“什麽都不做”（do nothing）的左翼戰略。我們必須特別注意這個說法提出的語境，也就是“不行動的行動”對象問題，即不行動針對哪些人、那些事。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左翼政治勢力，近幾十年來在政治上不斷向右翼敵人讓步妥協，希望與敵人達成某種和解共識，典型代表就是主張“第三條道路”的英國工黨布萊爾政權。另一類左派雖然批評這種“後政治”式的機會主義路線，然而自己卻是抱持舊公式（如福利國家），沒有與時俱進，成為無力對複雜時局做出具體分析的“優美靈魂”。麵對兩種敗象畢露的左派，齊澤克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