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60年代早期阿爾都塞是從宏觀的角度去界定意識形態的，個人的主體性是被漠視的。而60年代末，在拉康的偽主體思想的直接影響下，阿爾都塞轉而關注意識形態對日常生活中的個人主體的微觀建構，“原先的阿爾都塞式的將獨立於階級意識/經驗的認識論基礎賦予曆史唯物主義的做法已經被拋棄了”[19]。他開始將意識形態在日常生活中的實踐作為分析的重點，明確賦予了意識形態具體的物質形態，並且提出了質詢（interpellation）、意識形態複製的鏡像結構（la structure spéculaire redoublée de l’idéologie）等思想，攀上了他的意識形態理論的巔峰。
總的說來，阿爾都塞對意識形態建構主體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他的《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déologie et Appareils Idéologiques d’Etat）一文中。他從葛蘭西手裏接過了分析國家機器（Appareil répressif d’Etat，ARE）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Appareils Idéologiques d’Etat，AIE）的接力棒，特別強調了作為私人領域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隱蔽作用。因為它幾乎涵蓋了人們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麵，教會、工會、媒體、學校、體育比賽等都是隱蔽在資產階級社會中使人心甘情願地服從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在阿爾都塞看來，20世紀中葉資本主義統治的手段已經不僅是一種外在顯性的強製灌輸，而是轉為內在隱形的微控手段。它通過對主體意識的潛在的絕對影響，成為構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個人主體的源頭。日常生活中的每個人具備的所有技能和觀念都是由各種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所建構的，每個人都不可避免地落入了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之中卻不自知。
他的觀念就是他的物質的行為，這些行為嵌入物質的實踐，這些實踐受到物質的儀式的支配，而這些儀式本身又是由物質的意識形態機器來規定的——這個主體的觀念就是從這些機器裏產生出來的。[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