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的文化發展，雖曆經坎坷，但卻始終是在告別古典主義，增強現代意識，追趕世界潮流的逐漸現代化的道路上前進。梁啟超在《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中尖銳地指出：“近五十年來，中國人漸漸知道自己的不足了。這點子覺悟，一麵算是學問進步的原因，一麵也算是學問進步的結果。第一期，先從器物上感覺不足。這種感覺，從鴉片戰爭後漸漸發動，……覺得有舍己從人的必要，於是福建船政學堂、上海製造局等等漸次設立起來。……第二期，是從製度上感覺不足。……所以拿‘變法維新’做一麵大旗，在社會上開始運動。……第三期，便是從文化根本上感覺不足。第二期所經過的時間，比較的很長，一一從甲午戰役起到民國六七年間止。……這二十年間，都是覺得我們政治法律等等，遠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組織形式，一件件搬進來，以為但能夠這樣，萬事都有辦法了。革命成功將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漸漸有點廢然思返。覺得社會文化是整套的，要拿舊心理運用新製度，決計不可能，漸漸要求全人格的覺悟。……所以最近兩三年間，算是劃出一個新時期來了。”[89]
回顧近代中國文化發展的史實，應該承認，梁啟超的這些論斷是相當精當而深刻的。國內學者龐樸先生認為，梁氏的這段言論，“有助於人們去認識整個近代中國文化變遷之史實”，他進而對梁氏的觀點加以發揮，認為整個中國近代史在文化上的表現，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1）從鴉片戰爭，中經1861年開始的洋務自強運動，至1895年甲午戰爭失敗，是“經世致用”觀念複活，富國強兵呼聲高昂，從器物上承認不如西洋文明，而覺得有必要於此舍己從人的時期；（2）從甲午戰爭失敗，中經戊戌變法運動，至1911年共和革命成功，是懷疑一切成法，發揮創造精神，從製度上承認不如西洋文明，而勇於革除勇於建立的時期；（3）從辛亥革命，中經粉碎帝製複辟，至1919年五四新文化運動，是新舊思想最後較量，東西文明全麵比較，而從文化根本上認真反思的時期。這樣三個時期，是中國古代文化在自身的發展進程中，承受了外來文化（包括西洋文化侵入的衝擊和日本文化變革的誘發）的壓力，而逐步蛻變、逐步吸收、逐步走向現代文化的乾旋坤轉的偉大時期。[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