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事求是地說，當初將馮先生關於抽象意義可以繼承、具體意義不可繼承的觀點，名為“抽象繼承法”，繼而大加撻伐，確實有特殊的時代背景，是極“左”政治幹擾學術的結果，是當代學術冤案，應當昭雪。實際上，在十年浩劫結束不久，已經有人開始重新評價“抽象繼承法”。有的學者指出：馮先生提出要區分哲學命題的抽象意義和具體意義，本身並沒有錯，錯誤隻是在於“把這種區分看做繼承的主要方法，沒有把區分精華和糟粕看做批判繼承的主要方法。……古代一些哲學命題的抽象意義固然是可以繼承的，其具體意義有時也未始不可以繼承”[110]。還有學者指出：“對於‘抽象繼承法’必須持分析的態度，吸取其合理的成分，拋棄其錯誤的論證與結論，不要作簡單的肯定與否定，這才是正確的做法。”[111]當然，認為馮先生的“抽象繼承法”是徹底的謬誤者，也為數不少。但總的看來，對“抽象繼承法”持肯定性評價的人越來越多。
我覺得，要客觀地評價馮先生的“抽象繼承法”，不能孤立地看，而要曆史地、綜合地、辯證地看。曆史地看，就是要看到“抽象繼承法”產生的時代背景，以及今天對哲學史研究的意義；綜合地看，就是要看到“抽象繼承法”在馮先生思想體係中的地位，它與馮先生其他相關思想的關係；辯證地看，就是要看到“抽象繼承法”本身的理論價值和思維偏向。
眾所周知，馮先生提出“抽象繼承法”是在風雨如晦的1957年。他之所以提出“哲學命題的抽象意義與具體意義”，強調繼承哲學命題的“抽象意義”的必要性，是因為他感到“我們近幾年來，在中國哲學史的教學研究中，對中國古代哲學似乎是否定的太多了一些。否定的多了，可繼承的遺產也就少了”[112]。他認為，哲學史中可以繼承的思想是不少的，應當對古代哲學思想有全麵的了解。1957年，正是以知識分子為鬥爭對象的“反右運動”席卷全國的一年。此前，對中國傳統哲學和文化的批判否定，已經十分激烈。在這種情況下，馮友蘭先生出於對民族傳統哲學的摯愛，提出通過認識哲學命題的抽象意義和具體意義，把握傳統哲學的合理方麵，解決民族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其用心十分良苦，動機無可厚非。反觀今日，在政治高壓已經解除的條件下，不少人大肆兜售阿世之學、媚俗之論，反襯出馮先生提出“抽象繼承法”的理論勇氣和精神境界。這就是我之所以要強調曆史地看“抽象繼承法”的重要理由。特別值得我們反省的是，最近二十年來，中國哲學史的研究和教學實踐表明，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並沒有很好解決。包括始自80年代中期至今仍在深入的中國傳統文化研究，至今也沒有真正科學地解決如何對待傳統文化的思想資源的問題。批判繼承、西體中用、徹底重建、中西互為體用、馬克思主義為體中西為用、中魂西體、綜合創新等文化觀，固然都對中國文化的出路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但都不是對於傳統思想文化“怎樣繼承”的闡釋，而隻是一個大致的原則——更何況這些見解中有些還是十分錯誤的。就繼承的方法而言，它們都沒有涵蓋更不可能取代“抽象繼承”所提出、所要解決的問題。至於近年學術界對於國學研究的兩種截然相反的態度，則更是證明不僅“繼承什麽”的問題沒有解決，而且“怎樣繼承”的問題同樣沒有解決。這就使得我們自然地要把關注的目光投向“抽象繼承法”，去總結、分析它的合理成分，克服它的偏向。如果我們承認自50年代後期開始，60年代愈演愈烈，最終以大革文化的命為宗旨的十年浩劫的出現，其間有一個由極“左”政治驅動的、日漸激進的、必然的邏輯進程，那麽，我們便可以看到，馮友蘭先生的“抽象繼承法”的提出，就其對傳統文化合理資源的捍衛而言，似乎有點“前衛”，或者說是“不合時宜”。然而，正是這種“前衛”，正是這種不合時宜，折射出馮先生的思想智慧和價值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