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先生的“抽象繼承”理論，源於他對哲學遺產評估的價值尺度。在《論中國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105]一文中，他提出：在中國哲學史中，有些哲學命題具有兩方麵的意義，即抽象的意義和具體的意義。他舉例說，《論語》中的“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從其“具體意義”來看，其要求人們學習的詩、書、禮、樂等內容，對於現在沒有多大用處，“不需要繼承它”；但從其“抽象意義”來看，它主張無論學習什麽，都要及時溫習和實習，這個觀點現在還是正確的、有用的。在《再論中國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106]一文中，馮友蘭先生進一步提出：“在研究古代哲學的工作中，要把哲學體係中的主要命題加以分析，找出它的具體意義與抽象意義。如果有可以繼承底價值，它底抽象意義是可以繼承的，具體意義是不可以繼承的。”馮先生的這個觀點，被稱為“抽象繼承法”，受到猛烈的批判。他在《三鬆堂自序》中，對於這個觀點有所辯解和補充。他說：“這篇文章（指《論中國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引者注）的有些提法，是不很妥當，但是其基本的主張，我現在認為還是可以成立的。”[107]他認為，文章導致批判或者誤解，首要原因在於沒有把“抽象”這個概念的嚴格的哲學意義說清楚，人們對於抽象和具體這兩個詞有混亂的理解。於是，他進一步解釋說：“抽象的就是一般，具體的就是特殊”，“隻有抽象的才最有確定的意義，因為它本身就是那個意義”[108]。“把哲學的繼承歸結為對於某些命題的繼承，這就不妥當。哲學上的繼承應當是對於體係的繼承。……說一個哲學命題有抽象意義和具體意義，這也是不妥當的。因為一個哲學命題所說的，總是一般性的原理，是一個抽象的東西，所以一個哲學命題，應該隻有抽象的意義。……嚴格地說，一個哲學命題不能有具體意義，它應該排斥具體意義。我原來所說的具體意義，實際上是一個哲學命題在實際情況中的應用，或是人們對於它的不同理解，這是一個哲學命題所要排斥的。我原來的提法的這些不妥之處，也是引起當時辯論的一個原因。因為這些提法本身就是不妥當的，所以在當時辯論之中，我也有些覺得難以自圓其說。”[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