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文化的民族性，學術界至今沒有統一的意見。一種情況是，由於擔心被人誤解，戴上“保守”的帽子，所以盡量避而不談；或者實行迂回戰術，多談事例，不下定義。[85]另一種更為普遍的情況是，人們自認為這是不成問題的問題，故略而不談。因此，不少論者在談到文化的民族性的時候，往往一筆帶過，語焉不詳。從已經發表的論著來看，多數人是從經驗和感覺出發，認為民族性就是民族的特性。這當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這種理解並沒有真正揭示出民族性的確切內涵。不過，也有學者作了較為深入的探討，認為：“文化的民族性，是指體現在特定民族文化類型中、並作為其基本內核而存在的民族文化心理素質的特征，是對於特定民族的文化特征的最高層次的抽象。”[86]應該說，這個定義是比較深刻比較簡明的。
不過，如果從更為廣闊的文化視野著眼，那麽，所謂文化的民族性，是指反映民族精神、民族特性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理想人格、國民品性、倫理情趣等思想文化的本質特征，是文化的民族風格、民族氣派的理論表征。
文化的民族性具有以下特點。
第一，能夠反映特定民族文化類型的基本特質，具有不同於別的民族的文化心理和文化結構。文化類型是特定民族文化特質的集中體現，文化心理和文化結構是民族文化的內在構成和外在表現。民族性既然是民族文化的特性，理所當然，它應該是民族文化類型的反映，是民族文化心理和文化結構的本質概括。例如，中國傳統文化屬於趨善求治的倫理政治型文化，那麽，文化的民族性便首先表現為道德修養的至高無上性和廣泛性，以及政治追求的自覺性和普遍性。“自天子以至於庶民，一是皆以修身為本”，是全社會的價值追求。天下一統，中華一體，安分守己，忠君報國，是朝野上下自覺的政治意識。由此，貴和持中，重整體倡協同，經世致用，等等，便順理成章地成為中國文化的基本特點，成為文化的民族性的重要標誌。作為民族文化類型基本構成和外在表現的儒、道、墨、法諸家思想，它們所分別追求的仁義道德、自然超脫、兼愛尚同、絕對集權等旨趣，共同凝聚為與別的民族文化迥然不同的精神價值，體現了趨善求治的倫理政治型文化的獨特風貌。作為民族文化心理重要表現的重義輕利，重名輕實，求穩怕變，重守成輕進取，重協同輕競爭等，同樣也體現了風格獨異的倫理政治型文化的特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