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習近平主席“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正式提出五周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周年。同時，2019年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一百周年，世界各國都以不同的形式紀念。然而，在種種政治姿態或外交博弈的背後，學者們更需要回答的一個根本性問題是：人類真的從這場戰爭中汲取足夠教訓了嗎？同樣的錯誤人類真的不會再犯嗎？當今人類站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視角對這場一百年前的空前悲劇進行再反思時，能否得出新的啟發和出路？
一、百年前人類對“一戰”的反思、處理及其戰略後果
1918年11月11日，在陰霾的天空下，在法國東北部貢比涅森林的雷東德車站，垂頭喪氣的德意誌帝國政府代表埃爾茨貝格爾同協約國聯軍總司令福煦簽署停戰協定，正式宣告德國投降。停火協議於六小時後生效。而在此前的四年零三個月中，這場原本起於歐洲的戰爭給全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來自三十多個參戰國的15億人被卷入戰爭；戰死軍人達900萬，2000多萬人受傷；戰爭期間平民傷亡達1000萬人。
《貢比涅森林停戰協定》的簽訂，宣告德、奧、土、保同盟國集團的徹底戰敗，第一次世界大戰至此結束。根據該協定，德國必須在15天內從法國、比利時、盧森堡以及從法國手裏強占的阿爾薩斯-洛林和萊茵河左岸地區全部撤軍；同時在歐洲以外的地區，德國也須從土耳其、羅馬尼亞、奧匈帝國及非洲撤軍。作為戰敗國，德國必須交出5000門大炮、25000挺機槍、3000門迫擊炮、1700架飛機、5000台火車機車、15萬節車皮和5000輛卡車。
從這一刻起，歐洲、美國以及世界其他地區的人們都開始了長長的反思：這場戰爭究竟是怎樣以及為什麽爆發的？這樣的悲劇人類又應當如何避免？
作為對“一戰”爆發原因最權威的總結，以及這種權威總結最直接的製度性產物——“凡爾賽-華盛頓體係”（Versailles-Washington System）在建立之時曾被人們寄予厚望，希望它能夠從此一勞永逸地“終結戰爭”，為歐洲、為世界帶來持久甚或康德式的“永久和平”。然而，正如此後愛德華·卡爾在其名著《20年危機（1919—1939）》中所尖銳批評的那樣，被寄望於締造持久和平的戰後安排不僅未能延續現狀，反而在歐亞大陸的兩端澆灌出民族複仇主義與軍事冒險主義的惡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