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白壽彝先生的學術生涯中，關於中國史學史的研究和中國史學史的學科建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他的這方麵論著在國內外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198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史學史》第一冊，1994年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白壽彝史學論集》（上、下），以及1999年中華書局出版的《中國史學史論集》，可以看作是白先生關於中國史學史研究成果的代表作，也是他留給後人的寶貴的學術遺產。本文所要討論的內容，是白壽彝先生關於中國史學史學科建設的見識、理論和設想。重溫他在這方麵的著作及論斷，對於當前中國史學史學科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和指導作用。
一、確定基本任務
自從20世紀20年代梁啟超倡導撰寫中國史學史後，在三四十年代，先後出版了幾位作者撰寫的中國史學史專書，同時還有不少數量的論文發表出來，其中不少論著都涉及中國史學史研究的對象，反映了那個時代人們對剛剛起步的中國史學史研究的認識。總的來說，這些認識大體上都未超出梁啟超所提出的設想，即史官、史家、史學的成立及發展、最近史學的趨勢[2]。20世紀60年代初，全國史學界展開關於研究和撰寫中國史學史著作的討論，許多有價值的見解發表出來。在這樣的學術氛圍中，白壽彝先生於1964年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中國史學史研究任務的商榷》一文。這篇文章著重討論了兩個問題，一是“規律和成果”，二是“理論和資料”。顯然，從提出問題的思路來看，尤其是從提出問題的高度來看，同以往人們所論，已有很大的區別。所謂規律，一方麵是要把史學放到社會中去考察，而不是僅就史學自身來說明史學；另一方麵是要揭示史學發展中具有普遍性的現象及其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質。因此，對於規律的探討，乃是深入研究史學發展的必然要求。對於這一點，此前學人很少論及。在這篇文章中，白先生提出了要探討的規律是：在思想領域，曆史觀的發展總是進步的曆史觀點在同落後的、甚至反動的曆史觀點的鬥爭中實現的，而這種鬥爭又往往是同社會經濟、政治領域中的新舊鬥爭相關聯的。在技術領域，也存在發展規律：“第一是史料學發展的規律，第二是曆史編寫形式發展的規律，第三是曆史文學發展的規律。這三個方麵的發展，各有其技術性的細節，也各有其理論上的指導及其分歧和鬥爭。研究這些規律，不在於糾纏著技術性本身的細節，而在於掌握其理論上的分歧和鬥爭，並從而分析它們在史學發展上所起的不同作用。”[3]據筆者的淺見，在思想領域的規律，近幾十年來，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問世，主要表現在對中國史學上曆史觀發展、演變的重視，許多史書所包含的曆史思想都受到了研究者的關注。但是，對於思想領域的規律的認識和總結，依然有許多工作要做。至於技術領域的規律，近幾十年來，在曆史編撰、曆史文學的發展規律方麵已有一些研究成果，而在史料學發展規律的研究方麵，還有待於引起更多的重視和進一步加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