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無史學可言。“**”結束以後，特別是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20多年，中國曆史步入新的時期，中國史學也得以走上健康發展的大道。曆史發展的生機給史學發展帶來了活力，中國史學在思想領域呈現出空前活躍的局麵。從史學思潮的演變來看，這主要反映在以下幾個方麵：
——新曆史考證學思潮。它在五六十年代經曆過一段萎縮之後，此時更加豐富了自身的內涵並在許多研究領域取得了輝煌的成就，此點已如前述。
——“當代新史學”思潮。從80年代初開始，西方史學論著被大量介紹到中國來，而關於史學理論和史學方法的論著在中國曆史學界產生了很大影響，尤其對青年史學工作者有較大的吸引力。1989年，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了姚蒙編譯的《新史學》一書，此書收入了法國年鑒學派第三代核心人物雅克·勒高夫等人發表於70年代的一些代表性論著。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八九十年代以來在中國史學界中的一種研究取向。此書書名為《新史學》，書中所收入的最重要的一篇論文是勒高夫的《新史學》，故把這一研究取向稱為“當代新史學思潮”，以區別於20世紀初年興起的“新史學”思潮。勒高夫等人的《新史學》有這些特點：一是不讚成傳統的“政治史”的研究，而主張研究經濟史、社會史、文明史；二是提倡“長時段”研究以及心態史學、計量史學等。[44]這些特點在當代新史學思潮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在這一思潮影響下的研究前景，尚有待於成果的積累才好做出評價。
——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潮。經過撥亂反正，糾正教條主義、形式主義的錯誤和重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中國史學走上健康發展的大道，馬克思主義史學仍然居於主流地位。從思潮演變的深層來看，八九十年代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反思的任務和進取的任務都是十分艱巨的。黎澍在評論1979年的中國曆史學時指出：“一九七九年曆史學界在思想解放運動中一個最重要的收獲，就是擺脫了現代迷信、教條主義和實用主義的精神枷鎖，逐步回到了馬克思主義的軌道。”他又指出：“一九七九年，曆史學界還有一個重要收獲，就是開始拋棄過去那種簡單化、絕對化的形而上學方法，使實事求是的學風逐漸得到發揚。”[45]其間，關於曆史發展動力問題、關於曆史創造者問題、關於史學理論研究對象問題、關於其他一些曆史理論問題的討論，既是這一思潮演進的標誌，又推動著這一思潮的發展。同年，白壽彝發表《關於史學工作的幾個問題》一文，強調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進行新的創造，他指出：“用馬克思主義指導我們的工作，得出新的結論，就是發展。要求理論上發展，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不要求發展，停滯不前，讓理論僵化，那不是馬克思主義。”[46]1979年以來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潮正是以這一主旨來指導曆史研究的。唯其如此，進入90年代以來，馬克思主義史學不斷有鴻篇巨製問世，展現出中國史學的光輝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