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侯外廬先生百年誕辰之際，重溫侯外廬先生的學術遺產，對推進有中國民族特點的馬克思主義建設，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我想就此講一點粗淺的認識。
一、研究“社會的一般構成”是研究曆史的基礎
恩格斯說過：馬克思主義的“全部理論內容來自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2]。他還指出：“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曆史的科學。”[3]侯外廬先生根據這個論斷，得出一個邏輯的結論，即以曆史唯物論為指導的曆史研究不能不從研究經濟學開始。他認為，在經濟學和曆史學中，研究社會的一般構成是一個先決的問題，沒有在這方麵做確定的認識，就難得在曆史研究中獲得真知。這是他在《社會史導論》中講的。[4]他說的“社會的一般構成”就是社會的經濟形態，就是今天在曆史學研究中已被大大忽略了的社會形態研究。我們重溫侯先生的這些論述，對於明確曆史研究的方向，堅持正確的治史道路，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所謂現實意義，不是要我們今天的史學工作者按照侯先生的做法做同樣的探索，而是表明今天的史學工作者應當尊重侯先生做出的科學結論，在這些成果的基礎上展開新的研究。現在，社會史研究是受到普遍關注的問題，在這方麵有許多新的進展，出現了新的麵貌。社會史研究涉及廣泛的社會風俗、社會生活、社會現象，是應當肯定的。但這裏也有兩個問題需要注意：一方麵，有的研究者認為以往的社會史研究過時了，因而很少考慮到這方麵的繼承性，這顯然是不妥當的；另一方麵，許多社會史研究基本上避開了“社會的一般構成”，也就是避開了社會形態的研究去講社會史。我認為這兩個問題可以進一步討論。至於侯先生的思想史研究，他多次強調他對中國思想史的研究是以社會史的研究為前提的。這是他在《侯外廬史學論文選集》自序中所總結的。[5]翻開侯先生的《中國思想通史》，我們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第一卷的首章是《中國古代社會和古代思想》；第二卷的首章是《漢代社會和漢代思想》；第三卷的首章是《魏晉南北朝社會經濟的構成》；第四卷（隋唐至明末）的首章是《中國封建製社會的發展及其由前期向後期轉變的特征》，其後，作者又補寫了《第二、三、四卷序論補——封建主義生產關係的普遍原理與中國封建主義》一文，編於第四卷卷首；第五卷的首章是《十七世紀的中國社會和啟蒙思潮的特點》。[6]通觀侯先生所講的“社會”，重點在經濟關係（以土地製度為主及與此相關的剝削關係）、階級關係、等級製度和社會變革等。這些論述，今天看起來好像是“老生常談”，但是，如果完全脫離這些內容，思想史的現實基礎又從何談起呢。侯先生治社會史、思想史的理論、方法論遺產是需要認真研究的，其中的科學精神與真知灼見，是需要繼承、發揚的。正是因為這樣，他的研究方法和治學道路受到了一些有見識的學者的稱讚。白壽彝先生說侯先生的社會史研究所得比之於他的思想史研究更重要，他這樣說：“我認為，他的貢獻主要是在社會史方麵而不是思想史方麵，他的代表作應該是《中國古代社會史論》[7]。後來，《中國思想通史》寫得那麽大，量那麽多，但寫這書的史學思想是受《中國古代社會史論》指導的。”[8]白先生自謙地說，這是他的一家之言，但他的評價卻得到許多人的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