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於1964年考上北京師範大學曆史係研究生，師從白壽彝先生攻讀中國史學史專業。時隔一年多，“**”開始，研究生的學習生活也就中斷了。當我重新開始學習、研究中國史學史時，已是20世紀70年代的最後二三年的事情了。我的研究興趣在中國古代史學領域，並把唐代史學作為學步的起點。1989年出版的《唐代史學論稿》，正是我學步的記錄。在後來的一些歲月中，我仍然以中國古代史學作為研究對象，並希望在前人和師長研究的基礎上，多少提出一點新的認識。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陸陸續續出版的幾本論著，從不同的側麵反映了我的這一心跡。
20世紀中國史學，不是我研究的重點。但中國史學史作為一門專史，尤其是作為曆史學學科的一門專史，自應努力做到上下貫通。對於我來說，盡管難以達到通識的境界，還是應當把古今貫通作為努力的目標。
我涉足20世紀中國史學，始於1982年。那年，為了紀念馬克思逝世100周年，我在白壽彝先生指導下，起草了《馬克思主義史學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一文。此文經白壽彝先生改定，發表在《史學史研究》1983年第1期。我在起草此文時，主要依據白壽彝先生的兩篇文章，即《回顧與前瞻》和《六十年來中國史學的發展》（參見《白壽彝史學論集》下冊，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649頁作者附記）。因此，此文的主要觀點和基本思路都出自白壽彝先生，我隻是做了一些充實資料和文字整理的工作。此文是較早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做出概括性評價的專文，在史學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後來，此文收入白壽彝先生主編的《史學概論》一書（寧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作為此書的第九章。此後，我陸續寫了一些有關當代史學的短評和文章，如馬克思和曆史科學、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民族特色、怎樣評介西方史學、新中國時期的史學理論成就等，深感作為一個中國史學史研究者，應當多關注一些當代史學的發展問題，這對開闊自己的視野、提高自己的認識水平很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