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裏·安德森（Perry Anderson）指出：“隨著歐洲馬克思主義越來越不把經濟或政治結構作為其理論上關注的中心問題，它的整個重心從根本上轉向了哲學”[1]。這樣一種轉向，倒轉了馬克思主義的形成與發展方向，馬克思不斷從哲學批判走向對資本主義的政治與經濟的批判，而西方馬克思主義卻不斷從經濟學和政治學轉回到哲學。這種轉向並不是說西方馬克思主義不再關心現實社會問題，事實上，西方馬克思主義一直重視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新變化。所以，與其說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轉向是指他們對哲學的普遍重視與研究，不如說是對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現實批判與改造力量的學術化、學院化、書齋化的轉向。這一轉向與傳統馬克思主義致力於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政治、經濟改造不同，西方馬克思主義所產生的更多的是社會的與文化上的影響，1968年革命就是其重要的成果。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在論及馬克思與黑格爾的區別時正確地指出：“馬克思理論的所有哲學概念都是社會的和經濟的範疇，然而，黑格爾的社會和經濟範疇都是哲學的概念。”[2]馬爾庫塞意在強調馬克思理論的曆史性與實踐性，這也是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共識。但是，事實上，西方馬克思主義對馬克思主義實踐性與曆史性傳統的恢複與重建的重點同樣也不在經濟方麵，而是越來越成為一種學術化的理論而非改造資本主義社會的現實力量，在這一意義上，也可以說西方馬克思主義同黑格爾一樣將“社會的和經濟的範疇”變成了“哲學概念”，當然，這經曆了一個變化過程。但總的來說，盡管西方馬克思主義在某種程度上恢複並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曆史哲學的要義，但其“哲學化”轉向畢竟大大削弱了其批判力量。因此，法蘭克福學派盡管在理論上繼承並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但卻不能使之轉變成為一種現實的社會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