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本文中，還有許許多多進行曆史敘述研究的專家以及他們的成果沒有被提及，[74]但從上述那些主要代表者的研究中，我們能看到一種後現代的趨勢，即人們不再指望曆史敘述文本能夠符合客觀存在的曆史事實，相反，不通過曆史敘述，任何真實性、客觀性都將無從表述。再者，如果忘記了曆史敘述作品是由具有曆史性的曆史學家所敘述、由同樣具有曆史性的讀者來閱讀的，我們也就得不到可理解的曆史。後現代敘述主義曆史哲學家已經將傳統意義上被視作形式的曆史敘事進行了轉換，使它在曆史理解和曆史解釋的領域內具有了創造曆史的本體論價值。
曆史敘述研究的深入發展有其曆史背景。首先，英美分析哲學中邏輯實用主義與歐陸語言哲學的發展使人們將目光投向人們用來交流思想的語言。對於一個聽眾來說，某人說出的語言如何才能被理解成該人所要表達的意義呢？如果像邏輯實證主義那樣簡單地認為語言中的歧義完全可以澄清，那麽曆史敘述研究永遠不可能涉足曆史文本的曆史性問題。正是因為我們理解一個曆史敘事文本時，不得不考慮文本的語境不同造成的理解差異、其語言中包含的意識形態因素以及語言的曆史性等問題，研究者才不得不重新思考曆史敘事本身的性質。當哲學家們開始尋找一般敘述理論時，曆史敘述作品很自然地被當作了研究的對象。鑒於曆史學給普通人的印象如曆史實在論者們一貫聲稱的，他們敘述的是真實、客觀的曆史，因此將曆史敘述作品作為一切敘述作品的代表進行分析將更具典型性（如巴爾特這位文學家竟因此在曆史哲學界獲得崇高地位），這樣哲學乃至文學理論的最新成果都被運用到曆史敘述研究上，從而也大大推動了敘述主義曆史哲學研究的進程。其次，美國曆史相對主義在曆史哲學界影響頗大，對曆史實在論的排斥不時表現出來。另外，沉浸在認識論領域中的分析、批判的曆史哲學研究質疑曆史認識的可能性，卻沒有為探索曆史與曆史學的意義這樣的本體論問題提供任何途徑。一些曆史哲學家創造性地將認識論與本體論研究結合起來，試圖發現曆史的意義及其生成與實現曆史理解之間的關係，於是曆史敘述作為二者之間的橋梁就被放在了研究的中心位置（如海登·懷特、安克施密特的研究）。最後，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各學科學者之間的思想交融越來越頻繁，人們不再將自己的研究領域局限在某個專門領域，這也造就了一批知識廣博的學者，他們將各學科的精華聚於一身，其結果有利於一些跨學科問題的研究，如敘述問題，極大加速了研究的深入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