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敘述主義的某種複興，再加上後現代主義的衝擊，以對曆史命題和曆史認識問題進行科學分析為特征的分析的曆史哲學，不再像幾十年前那樣風光了，“科學性”的話語權力逐漸消失，科學分析本身也變成了眾多話語中的一種，不再享有壓倒其他話語的優勢地位。最近，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資深教授丹托（Arthur C.Danto）認為，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分析的曆史哲學漸漸衰落了。[34]我基本同意這個估計，因為相對於20世紀40～50年代關於曆史覆蓋規律解釋的熱烈討論，目前的確有某種“後分析哲學”的味道。但是，我所指的“分析的曆史哲學”的範圍要比丹托所指的更廣，因此對分析的曆史哲學的衰落的理解也更深入。
丹托對分析的曆史哲學的所指範圍的理解，與學術界大部分人的理解相比，似乎是不同的。一般說來，人們多認為，所謂分析的曆史哲學就是不再討論思辨的曆史問題，而是探索史學家編史實踐和思想所具有的邏輯結構和認識論前提。例如，英國學者加德納在為他編的論文集《曆史哲學》所寫的序言中指出：“與他們思辨的前輩不同，大多數現時代的曆史哲學研究者，把第二位的探究形式當成目標，不是試圖闡明和估價人類的過去本身，而寧願尋求闡明和估價史學家有特點地描述或理解那種過去的方式。”[35]在這種意義上，波普爾（Karl R.Popper）、伯林（lsaiah Berlin）、沃爾什（W.H.Walsh）、德雷（William Dray）、曼德爾鮑姆（Maurice Mandelbaum）、加德納及丹托本人，都屬於分析的曆史哲學家的範疇。然而，按照丹托的說法，分析的曆史哲學是從1942年美國哲學家亨普爾在《哲學雜誌》（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第39卷）發表其著名論文《普遍規律在曆史學中的作用》開始的。[36]這就是說，隻有以自然科學為榜樣，用覆蓋律模式解釋曆史的哲學家，才屬於分析的曆史哲學家。實際上，亨普爾模式隻是分析的曆史哲學的一種模式，並非分析的曆史哲學的全部。因此，丹托所論證的，隻是實證主義的覆蓋律模式或一種分析的曆史哲學衰落了，並不能證明全部分析的曆史哲學衰落了。亨普爾認為，曆史解釋在形式上等同於自然科學解釋，基於這個原則對曆史認識進行分析的哲學理論當然屬於分析的曆史哲學。但是，還有比這種理論類型曆史更長久些的分析的曆史哲學，即起源於柯林伍德和狄爾泰（盡管這二人都不屬於當代意義上的分析哲學家）的分析模式，這種模式認為曆史認識與曆史理解在形式和性質上都有不同於自然科學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