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上半葉是個變動的時代，這一期間世界發生的事件和變化對人們的思想和觀念造成極大的震動和衝擊。傑弗裏·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認為這一時期世界形勢變化表現在四個方麵：①世界各地發生的事件的相互影響程度大大提高；②科學和技術的發展，在世界各地形成了新型的社會和知識模式；③歐洲的重要地位已經下降，美國和蘇聯勢力上升，亞洲和非洲正在崛起；④自由主義體係解體，社會主義製度正在興起，並顯示了日趨擴大的強勁勢頭。[1]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的進步和發展，社會製度的變革，新知識的出現，世界形勢的變動，都將不同程度地影響人們的觀念、價值和行為方式，而對於新形勢、新發展、新變化，曆史學家不得不做出解釋。
尤其兩次世界大戰，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對人道主義的無情踐踏，任何一個有社會良知和責任感的人都不會對此保持沉默，曆史學家更不能。以賽亞·伯林爵士（Sir Isaiah Berlin）寫道：“當有人對我說：去判斷查理曼大帝或拿破侖、成吉思汗或希特勒——在這份名單上，他還應當公正地添上克倫威爾的名字——當有人對我們說：我們曆史學家使用的範疇是中性的，我們的任務僅僅是敘述。對此，我們做出的回答隻能是：讚同這些說法便意味著背叛我們的基本道德觀念，而且錯誤地表達了我們對過去的認識。”[2]社會的巨大動**要求曆史學家對曆史進行評判。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以理論解釋作為史學研究科學價值準則的趨勢在西方曆史學家中逐漸占上風，這說明了社會背景和時代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人們認識問題的方向、方式和方法。
但是，社會存在對社會意識的影響絕不可能像氣溫影響溫度計那樣直接、明顯，而是一種潛在的、趨向上的影響。曆史解釋問題的提出，除了社會原因的促進外，更深刻的原因是曆史學和曆史哲學自身內在邏輯發展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