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過夾河打敗盛庸、槁城戰勝吳傑和平安之後，燕軍士氣大振。雖然這兩戰的勝利有相當大的運氣成分，但朱棣對飲馬長江、直搗南京的信心大大增強了，對於南軍的戰鬥能力，更加不放在心上。
現在，壓力再一次轉移到了朝廷這邊。其實這兩次失利，甚至還遠不如白溝河的慘敗那麽嚴重，盛庸和平安這一對“平庸組合”表現出遠遠高於李景隆的指揮能力和領袖氣質。
但是，不知道是什麽原因，南京把這兩次失敗的後果看得過於嚴重，在槁城兵敗的消息傳到京城後，朝廷再次罷免了齊泰和黃子澄，並將他們逐出京，以回應朱棣的靖難借口。當然，朱允炆實際上是派他們到外地，暗地招募兵馬。
朱允炆自以為得計，但造成的後果，隻能使朱棣更加得寸進尺，更不把朝廷放在眼裏，打到南京去的欲望更加堅決。
朱棣在戰場上逞威風，在打嘴仗上也不願意落在下風，他再一次上書朝廷，為自己的造反造勢，他首先搬出二帝三王（二帝：唐堯和虞舜；三王：夏禹、商湯和周文王）來做道德標杆，指責建文皇帝做不到二帝三王的標準，大概意思是：
我覺得二帝三王幾位老前輩治天下，不是靠其他手段，而是建皇極。皇極，就是大中至正的道理。以大中至正之道治天下，天下難道還治理不好嗎？大中至正之道，不是人為的，是天理所固有的。管理國家的，隻要守護和執行，一定會遠離小人；賢人不用請，自己就會來；九族不用疏導，自然就和睦；百姓不用幹預，自然就均富；一切都會井井有條。就像《洪範》中說的：“無偏無黨，王道平平，豈非大中至正之道也歟？”
如果當皇帝的蔽其聰明，不親政事，近佞臣，遠賢人，離九族，擾百姓，把過失暴露於天下；當臣子的逞奸邪，圖不軌，危害社稷，怎麽能舉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陳於世人麵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