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言有“道”
士大夫誌行無慚，不因毀譽而有榮辱。君子出處有義，豈以人言而為去留？
“明”言今說
士大夫躬行誌向，做事問心無愧，不因為讚譽而感到光榮，不因為毀謗而感到恥辱。君子行事，都依循正義，怎麽會憑他人的議論而決定自己的去留呢？
今人得“道”
“士大夫氣節”，是中國曆代儒士公認的一種美德。因為儒士入仕，是為了推行仁道、造福天下，不是為私利而做官，不是為名聲而做官，不是為做官而做官。做不做官，要靠仁道能否實行，行就留，不行就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寧可做個江湖散人，也不違背自己做人、做事的原則。
儒家老祖孔子為後輩弟子起了帶頭作用，他雖然周遊列國、到處求官，但並不急於功名，一旦發現“吾道不行”，抬腿就走，決不留戀；諸侯送他封地、財物，合於“禮”便收下，不合“禮”便堅拒不受，毫不動心。
王陽明上追孔子，且是悟道之人，一生未失士大夫氣節。沒有官做時，他安心於講學，沉醉在他的“心學”中，享受學、問、思、辨、行之樂。這並不表示他無意為官，畢竟他心懷救國救民之誌，他的“心學”也需要一塊更大的“實驗田”。但沒有機會時，他並不勉強，安心於力所能及之事。
王陽明官任巡撫時，曾在《批江西都司掌管印信》中，告誡下屬各官“持身勵誌”：“藏器待時，但恐見用而無才，勿慮有才而未用，若果囊中之錐，無不脫穎而出；毋謂上人不知，輒自頹靡，是乃自棄，非人棄汝矣。”此言與其說是告誡別人，不如說是他的真情獨白。“藏器待時”，為未來準備著，靜候脫穎而出的那一天。他相信機會屬於有準備的人，而且事實確實如此。他後來無論治政、治軍，一上任便得心應手，可見他平時做了很多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