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君子”被殺之前，被通緝的康、梁早已逃到國外去了。梁在外國為“六君子”作傳，對譚嗣同尤為敬佩，在《譚嗣同傳》中，他寫道：
（譚嗣同）被逮之前一日，日本誌士數人苦勸君東遊，君不聽，再三勸他，君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的，這是國家之所以昌盛不了的原因；如有的話，請從我嗣同開始吧。”偏不去日本，以致遇難。君關在監獄的時候，在壁上題詩一首：
“望門投宿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孔子說不憂不惑不懼，佛祖說大無畏，這都是說的仁義說的智慧說的勇敢。但是隻有讀懂了這話的人，才能夠遊行自在，可以出生，可以入死，可以仁，可以救眾生。
譚嗣同（1865—1898），字複生，號壯飛。湖南瀏陽人。譚是湖北省長（巡撫）譚繼洵之子。他少年博覽群書，鄙視科舉，但喜今文經學。譚嗣同好結交名士，任俠仗義，早年入新疆巡撫劉綿棠幕，遊曆山河，競生“風景不殊，山河頓異；城郭猶是，人民複非”之歎。他在供職南京（江蘇候補知府）時，曾向佛家楊文會學佛學，又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之慨。他著有《仁學》一書，認為君主專製是一切罪惡的淵藪，是獨夫民賊，聲稱“彼君之不善，人人得而戮之”。他在書中又以資產階級國家觀，論證了君主與人民之間並沒有天然的界限，認為“君既由民根據需要共舉，也可由民共廢，君主如不替人民辦事時，人民可更換之”。
可見譚嗣同的變法，以及後來“拔刀以救上自任”，彰顯了譚嗣同的作為是“菩薩行”。
何謂“菩薩行”？《章太炎文選》有這樣的說法：“國王暴虐，菩薩有權，應當廢黜。殺了一人，能救眾人，這就是菩薩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