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6年暮春，浙江四明山籠罩在無邊的煙雨和寒意中。這一年，晚明大才子、被稱為雲間繡虎的陳子龍三十八歲，正值文思泉湧、體態輕健的壯年。其時，為了躲避清軍追捕，他已在人跡罕至的四明山深處隱姓埋名好幾個月了。花落傷春，雁鳴悲秋，這原本是中國文人最自然的衝動，何況值此國破家亡，身寄如萍，日暮途窮於江湖之際呢？這年春天，陳子龍時時佇立在隱居的茅屋門前，如梭的細雨中跳入他眼簾的，是無情的狂風急雨打落的繽紛落英。睹物傷情，陳子龍寫下了他為數不多的詞作中最為繾綣與傷感的一首，這便是後人廣為傳誦的《點絳唇·春日風雨有感》：
滿眼韶華，東風慣是吹紅去。幾番煙霧，隻有花難護。夢裏相思，故國王孫路。春無主，杜鵑啼處，淚染胭脂雨。
大凡每一個享國較長的王朝，當其一旦滅亡，總會有一些文人為它的滅亡而呼天搶地，痛不欲生，乃至以身相殉。這倒不是文人比一般普通百姓更熱愛那個不見得愛他們的王朝，而在於他們血脈深處一種叫作文化的精靈在作怪。甲申之變兩百多年後，甲申年的最大贏家清朝也和它取而代之的明朝一樣，被中華民國刷新。此時，一個叫王國維的大學者跳湖自殺，對此，另一個大學者陳寅恪在為王國維寫的悼詞中分析了王國維緣何自殺，這一解釋同樣適用於陳子龍的追懷故國：“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度愈高，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
可以作為佐證的還可以舉出奧地利作家茨威格。1942年，從歐洲流亡到幾乎就是天涯海角的南美巴西的茨威格，在寫下他生命中的最後一部回憶往事的《昨日的世界》後與夫人雙雙自殺。遺書中，他表達了與陳寅恪的解釋幾乎相同的意思：“在我自己的語言所通行的世界對我來說業已淪亡，和我精神上的故鄉歐洲業已自我毀滅之後，我再也沒有地方可以從頭開始重建我的生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