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隊前麵走了，我們吆喝著十頭大騾子慢慢地行進。大騾子馱著我們第四大隊的行李。太陽很大，吹著風，梧桐花正盛開，每一棵樹下都落了不少。這伏牛山的山路雖長，但並不令人厭倦。走著，心裏想著老百姓講的“八百裏的伏牛山”的氣勢，舉眼一看，一片繁茂的開著花的梧桐，果然是壯觀。我們一夥五六個人相當樂觀，這種樂觀精神卻不是偶然的。
當時，一九四八年，我們隊伍南下，我要求去炊事班和運輸班當政治幹事。因為這炊事班和運輸班都是剛被解放的川籍戰士，急切需要政治教育。白天我在運輸隊，晚上我在炊事班，和他們一塊兒工作一塊兒勞動—煮飯、做菜、切蘿卜、洗蔥、煞馱子、抬馱子、卸馱子、找草料、選擇牲口能通過的道路。我們很累，但我們的話說不完，我給他們講革命隊伍中的故事，他們給我講他們在舊社會的遭遇。革命故事也好，他們的遭遇也好，都深深教育感動著我們，因為那是人民的歡樂，人民的力量，人民的痛苦，人民的哀愁。我們談了許許多多動人心魄的事情。白天，不管太陽多麽大，曠野無人，我們這一個運輸隊，是不會感到寂寞的。
這天，我們又談論起來了。談了一陣敵人隊伍中的惡習，一個叫做張得全的說：“國民黨隊伍，真叫殘酷，那才是把一個人的命不當成人命！我倒想起了那時候出在我們排上的一件事。……”等了一陣，他沒有說出他的故事來，我們要他講。他又說：“我還差點兒丟人嘞！”有人問：“怎麽丟人？”他低著頭，沒有開腔。他是一個矮個子，十五歲被拉壯丁出來，這時二十三歲了。但發育不健全，麵孔象老漢一樣，又黃又皺；身材象小孩一樣，輕巧活潑。他常說他是脫過幾層皮的人，“我沒有死成，簡直是萬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