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馮玉祥艱難籌組抗日同盟軍的同時，蔣介石也加快了與日本妥協的步伐。所謂《塘沽協定》，隻不過是這一妥協政策的結果。
蔣介石指派黃郭到北平做停戰談判，其實就是戰敗後來訂城下之盟。對此，黃郭完全心領神會。黃郭到北平後，獨自趕到日本公使館，與日方代辦中山從五月二十二日一直談到二十三日拂曉四時半。結果，黃郭完全滿足了日本的要求，達成了妥協性的原則方案。隨後，又令熊斌與日本關東軍代表岡村寧次在塘沽繼續會談，於五月三十一日，雙方簽訂了由日方事先擬定的《塘沽協定》。根據這個協定，中國軍隊立即撤退到延慶、昌平、順義、通州、香河、寶低、蘆台所連之線以西和以南地區，不得進前，不許進行“一切挑戰擾亂之行動”。這在事實上承認了日本帝國主義占領東北、熱河的合法化。協議並把長城以南二十餘縣劃為不設防地區，使整個華北門戶洞開，平津有隨時被侵占的危險。
與日寇簽訂如此喪權辱國的協定，連何應欽都有顧慮，特派北平軍分會參謀長黃紹站到廬山去見指揮“剿共”的蔣介石，麵請越權專遭的處分。蔣介石卻沒有一句責備的話，連聲說：“好！好！你們處理得對。”
但是，蔣介石又是如何對待馮玉祥及其新組建的杭日同盟軍的呢？簡而言之一句話：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 高樹勳等人曾回憶道：“由於馮玉祥一貫主張抗日。在人民群眾中有了威望，一旦舉起抗日同盟軍的旗幟，不僅察省人心為之大振，在全國範圍內也引起了廣泛的重視，很多人民團體、社會名疏、省市當局，以及高級將領紛紛致電馮玉祥，表示支持和祝賀。但是，同時也遭到了蔣介石集團的多方攻擊和破壞。蔣介石因對馮屢次勸阻無效，乃進一步發動宣傳攻勢，給馮加上了宣傳赤化的‘罪名’，並且誣馮非真心抗日，乃係假借抗日之名以奪取宋哲元的地盤。同時對宋施加壓力．使他逼馮離開察省。甚至對曾經以捐款接濟馮氏的朱慶斕（即朱子橋）誣以貪汙之罪，並要他立即前往南京，辦理交待，使其對馮無法再予接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