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普頓在心中積鬱許久的怨氣，終於找到了發泄口。
回到芝加哥大學的實驗室後，他立刻寫了一封寄往哈佛大學的信，信中充滿了各種肮髒不堪的詞匯，對著杜安教授就是一通破口大罵。
然後康普頓又致信位於哥倫比亞大學的美國物理學會，向《物理評論》編輯部提出要求，他要撤回自己去年十二月底投稿的那篇論文。
他把論文重新整理一番之後，請人幫忙翻譯成德文，轉而寄往了柏林的《物理學年鑒》。
……
整個大洋彼岸的北美洲，收到本期《物理學年鑒》的，不隻有芝加哥大學的康普頓一個人。
作為康普頓的死對頭，哈佛大學的杜安教授也同樣收到了這本期刊。
但因為此時他正一門心思撲在實驗室裏，想要盡快找到康普頓論文的荒謬之處，所以還沒來得及打開雜誌，看看世界上的物理學同行們又有了哪些新的發現。
直到兩天之後，他收到了康普頓從芝加哥寄來的一封信，信中的文字汙穢不堪，開頭就劈頭蓋臉地對著自已一頓亂罵，把自己罵成了瓦釜雷鳴、屍位素餐、不學無術的碌碌之輩。
杜安一頭霧水，心想，康普頓這人到底在發什麽神經？
在信件的最後，杜安才看到了康普頓讓他去瞧瞧最新一期《物理學年鑒》上的一篇文章，看一看固執的他是不是比普朗克和愛因斯坦還要聰明，還要正確。
其實杜安也不是什麽草包，他不讓康普頓的論文發表，並不是因為他不支持論文中所引用的光量子假設，恰恰相反，他是美國最早支持光量子假設的物理學家之一。
自從密立根用精準的實驗，證實了愛因斯坦用光量子解釋光電效應的正確性之後，杜安緊隨其後，在1921年親自指導手下的兩名博士研究生，用X射線法重新測量計算了普朗克常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