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現代以來，安徽人可謂身居廟堂，算策天下，唯獨安徽日漸落魄，以致岌岌。
安徽的落魄和工業時代有關。在新中國成立後開始的工業化的主旋律中，安徽充其量不過是個配角。
我對區域發展有個廣為流傳的“三口理論”：不管是城市還是區域，都遵循“河口——江口——海口”的進化和轉移規律。
江口時代是農耕文明的絕唱，武漢、南昌、南京能成一時之盛，都是占有江口之利。在這個時期，安徽以徽商的身份征服了長江下遊的江口文明，長江沿岸的安慶、蕪湖等城市也得到發展；但是，安徽終究沒能像湖北那樣形成省域性的江口核心城市，棋差一招。
改革開放以來，時代切換到以海口為中心的江海區域，大工業文明拉開了序幕。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三大海口區域強勢崛起，不靠海的安徽又一次錯過機會。
安徽的未來，關鍵還要看合肥。
如果說過去的合肥是“合而肥之”，被動式地匯聚全省資源做大做強，那麽今天乃至未來的合肥，將迎來全新的發展機遇。
應該說，在財力有限的條件下，集全省之力建設一座大城市是明智之舉。這種做法也不是安徽首創的。
安徽最早的鐵路城市其實是蚌埠，上起天津，穿德州、濟南、棗莊、徐州、蚌埠、南京而直至上海的“津浦鐵路”，迅速提升了蚌埠在安徽省內的地位。
蚌埠春風得意，合肥則讓人心酸。在國家規劃“四縱四橫”的普鐵時代，合肥作為省會卻被完美避開。京九線在經過安徽境內阜陽後卻突然往西拐了一個彎，拐到了湖北，不再南下合肥。合肥人前往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時候，還要從蚌埠轉車。
不隻合肥受到重創，安慶等安徽主要城市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都陷入沒有鐵路主幹線的尷尬境地，這也造成了安徽省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經濟的發展十分遲緩，隻能選擇強行做大合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