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中國，好像隻有在評選哪個省最沒存在感的時候，安徽才有那麽一點存在感。安徽存在感之低，和兄弟省份江西堪稱難兄難弟。
改革開放四十餘年，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代主題下，全國上下各顯神通：沿海開放，中部崛起，西部開發，東北振興……隻有安徽遠遠地站在聚光燈之外，煢煢孑立，踽踽獨行，寂寞地守著江淮大地。
這其實很不合理。
論經濟，雖然安徽常年在長三角吊車尾，但放眼全國來看並不算窮，起碼比很多中西部兄弟省區市強不少；論人文，徽州文化、皖江文化、淮河文化各占勝場，“徽”字可以說是中國麵向世界的一大名片；論人才，江浙出人才有口皆碑，殊不知安徽也一點不差。安徽人才之多燦若星漢，古代不用多說，近代就有李鴻章、段祺瑞、陳獨秀、胡適、戴安瀾等一大批傑出人物。新中國成立後，政界、軍界、商界的安徽人更是數不勝數。古往今來，論人傑地靈，安徽算得上個中翹楚。
如此精彩的安徽，為什麽越走越寂寞，越走越透明？在我看來，可能和“三個中國”的定位有關。
十多年前，一位從中央退下來的老領導來廣東考察，我有幸叨陪末座。席間談及執政者麵對偌大中國各省區市發展參差不齊現狀的應對方略時，我放膽妄言：“中國這麽廣袤的土地，怎麽實現有效治理？這在曆朝曆代都是一個難題。優秀的執政者們，其內在邏輯往往趨同，一要高度抽象，二要抓主要矛盾。我把這種邏輯總結為‘三個中國’：第一個叫‘關鍵中國’，第二個叫‘敏感中國’，第三個叫‘無所謂中國’。”
治大國如烹小鮮，首先就是要宰執天下。“三個中國”的區域劃分從古至今可能有所不同，但劃分思路則是一致的。對於執政者來說，“關鍵中國”“敏感中國”和“無所謂中國”的區別，就是心腹之患和肘腋之患的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