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十六日。）
從“別字”說開去
自從議論寫別字以至現在的提倡手頭字，其間的經過，恐怕也有一年多了，我記得自己並沒有說什麽話。這些事情，我是不反對的，但也不熱心，因為我以為方塊字本身就是一個死症，吃點人參，或者想一點什麽方法，固然也許可以拖延一下，然而到底是無可挽救的，所以一向就不大注意這回事。
前幾天在《自由談》上看見陳友琴先生的《活字與死字》，才又記起了舊事來。他在那裏提到北大招考，投考生寫了誤字，“劉半農教授作打油詩去嘲弄他，固然不應該”，但我“曲為之辯，亦大可不必”。那投考生的誤字，是以“倡明”為“昌明”，劉教授的打油詩，是解“倡”為“娼妓”，我的雜感，是說“倡”不必一定作“娼妓”解，自信還未必是“曲”說；至於“大可不必”之評，那是極有意思的，一個人的言行，從別人看來，“大可不必”之點多得很，要不然，全國的人們就好象是一個了。
我還沒有明目張膽的提倡過寫別字，假如我在做國文教員，學生寫了錯字，我是要給他改正的，但一麵也知道這不過是治標之法。至於去年的指摘劉教授，卻和保護別字微有不同。（一）我以為既是學者或教授，年齡至少和學生差十年，不但飯菜多吃了萬來碗了，就是每天認一個字，也就要比學生多識三千六百個，比較的高明，是應該的，在考卷裏發見幾個錯字，“大可不必”飄飄然生優越之感，好象得了什麽寶貝一樣。況且（二）現在的學校，科目繁多，和先前專攻八股的私塾，大不相同了，縱使文字不及從前，正也毫不足怪，先前的不寫錯字的書生，他知道五洲的所在，原質的名目嗎？自然，如果精通科學，又擅文章，那也很不壞，但這不能含含胡胡，責之一般的學生，假使他要學的是工程，那麽，他隻要能築堤造路，治河導淮就盡夠了，寫“昌明”為“倡明”，誤“留學”為“流學”，堤防決不會因此就倒塌的。如果說，別國的學生對於本國的文字，決不致鬧出這樣的大笑話，那自然可以歸罪於中國學生的偏偏不肯學，但也可以歸咎於先生的不善教，要不然，那就隻能如我所說：方塊字本身就是一個死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