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挺
嚴複提起過“狹斯丕爾”，一提便完；梁啟超說過“莎士比亞”，也不見有人注意，田漢譯了這人的一點作品，現在似乎不大流行了。到今年，可又有些“莎士比亞”“莎士比亞”起來，不但杜衡先生由他的作品證明了群眾的盲目，連拜服約翰生博士的教授也來譯馬克斯“牛克斯”的斷片。為什麽呢？將何為呢？
而且聽說，連蘇俄也要排演原本莎士比亞劇了。
不演還可，一要演，卻就給施蟄存先生看出了“醜態”——
“……蘇俄最初是‘打倒莎士比亞’，後來是‘改編莎士比亞’，現在呢，不是要在戲劇季中‘排演原本莎士比亞’了嗎？（而且還要梅蘭芳去演《貴妃醉酒》呢！）這種以政治方策運用之於文學的醜態，豈不令人齒冷！”（《現代》五卷五期，施蟄存《我與文言文》。）
蘇俄太遠，演劇季的情形我還不了然，齒的冷暖，暫且聽便罷。但梅蘭芳和一個記者的談話，登在《大晚報》的《火炬》上，卻沒有說要去演《貴妃醉酒》。
施先生自己說：“我自有生以來三十年，除幼稚無知的時代以外，自信思想及言行都是一貫的。……”（同前）這當然非常之好。不過他所“言”的別人的“行”，卻未必一致，或者是偶然也會不一致的，如《貴妃醉酒》，便是目前的好例。
其實梅蘭芳還沒有動身，施蟄存先生卻已經指定他要在“無產階級”麵前赤膊洗澡。這麽一來，他們豈但“逐漸沾染了資產階級的‘餘毒’”而已呢，也要沾染中國的國粹了。他們的文學青年，將來要描寫宮殿的時候，會在《文選》與《莊子》裏尋“詞匯”也未可料的。
但是，做《貴妃醉酒》固然使施先生“齒冷”，不做一下來湊趣，也使豫言家倒黴。兩麵都要不舒服，所以施先生又自己說：“在文藝上，我一向是個孤獨的人，我何敢多攖眾怒？”（同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