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人說G.Byron的詩多為青年所愛讀，我覺得這話很有幾分真。就自己而論，也還記得怎樣讀了他的詩而心神俱旺；尤其是看見他那花布裹頭，去助希臘獨立時候的肖像。這像，去年才從《小說月報》傳入中國了。可惜我不懂英文，所看的都是譯本。聽近今的議論，譯詩是已經不值一文錢，即使譯得並不錯。但那時大家的眼界還沒有這樣高，所以我看了譯本，倒也覺得好，或者就因為不懂原文之故，於是便將臭草當作芳蘭。《新羅馬傳奇》中的譯文也曾傳誦一時，雖然用的是詞調，又譯Sappho為“薩芷波”，證明著是根據日文譯本的重譯。
蘇曼殊先生也譯過幾首，那時他還沒有做詩“寄彈箏人”，因此與Byron也還有緣。但譯文古奧得很，也許曾經章太炎先生的潤色的罷，所以真像古詩，可是流傳倒並不廣。後來收入他自印的綠麵金簽的《文學因緣》中，現在連這《文學因緣》也少見了。
其實，那時Byron之所以比較的為中國人所知，還有別一原因，就是他的助希臘獨立。時當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國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複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應。那時我所記得的人，還有波蘭的複仇詩人Adam Mi ckiewicz；匈牙利的愛國詩人Pet?fi Sándor；飛獵濱的文人而為西班牙政府所殺的厘沙路，——他的祖父還是中國人，中國也曾譯過他的絕命詩。Hauptmann，Sudermann，Ibsen這些人雖然正負盛名，我們卻不大注意。別有一部分人，則專意搜集明末遺民的著作，滿人殘暴的記錄，鑽在東京或其他的圖書館裏，抄寫出來，印了，輸入中國，希望使忘卻的舊恨複活，助革命成功。於是《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略》，《朱舜水集》，《張蒼水集》都翻印了，還有《黃蕭養回頭》及其他單篇的匯集，我現在已經舉不出那些名目來。別有一部分人，則改名“撲滿”“打清”之類，算是英雄。這些大號，自然和實際的革命不甚相關，但也可見那時對於光複的渴望之心，是怎樣的旺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