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的機會主義路線使革命走上了失敗的道路。全體黨員都意識到了情況的嚴重，而黨的領導中倉卻渙散無力。不少黨員想盡種種辦法來挽救局麵，但時間已經來不及了。有一些黨員則表現消沉。譚平山辭去了武漢政府農民部長的職務，成天忙著收拾行李，見了我就歎息說不行了！搞不下去了，還是走吧！”我問他：“不在這裏繼續搞，又走到哪兒丟呢？”他也回答不出來。武漢街頭的空氣也愈來愈緊張。何鍵的反動軍隊天天在街上巡邏。汪精衛正在加緊醞釀“分共”。當時的第四軍共產黨員最多，戰鬥力最強，是“分共”的主要阻礙。汪精衛找第四軍軍長張發奎商量，張發奎怕控製不了軍隊，有些猶豫。汪精衛就拿出共產國際的指示，添油加醋地說共產黨要消滅國民黨，要把軍權抓到手上，跟他們合作不下去了，還是分開的好。”這樣，張發奎也就同意了“分共”的反革命計劃。
1927年7月14日晚間，武漢國民黨秘密召開“分共會議”。兼有國民黨籍的共產黨員都被排斥而不得參加。那晚，我和林伯渠同誌在一起等候會議的消息。直到深夜12時，彭澤民來告訴我們開會的情況：汪精衛在會議上極力主張“分共”，宋慶齡沒有參加會議，請了陳友仁作代表，在會議上極力反對“分共”。陳代宋說：“聯俄、聯共和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是總理手定的，有了三大政策，革命才能夠發展成今天的局麵，拋棄三大政策就必然要向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屈服，……”孫科聽了就起來跟陳友仁大吵。汪精衛也堅持要“分共”，並假惺惺地說：“分共以後，我們還可以跟共產黨實行黨外合作；我們仍繼續反帝反蔣。”當然汪精衛說的這些都是騙人的鬼話。事實證明：他在“分共”的同時就立即對共產黨員大肆逮捕和屠殺。他所說的“分共”就是“反共”的同義語，而“分共”的必然結果，就是滾進帝國主義的懷抱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