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結東後，許多同誌要我留在廣州工作。但是我覺得四川的國民黨組織建立不久，急需繼續鞏固；而且四川省又是吳佩孚巢穴——湖北——的一個側翼，假使把四川的革命工作搞好，對於行將到來的北伐，一定會起良好的作用。基於這些原因，大會剛剛結束，我就匆匆地離開廣州，回四川去了。
—路上為了宣傳國民黨第二次大會的精神，耽誤了一些時間。在上海、南京做了許多次講演。由於長期緊張工作，感到身體有些支持不了。到達宜昌，需要換船，我一上岸在人力車上就暈過去了。同行的熊曉岩先生把我扶到一個教堂的牆下，給我吃了一杯藥酒才蘇醒過來。剛到重慶，又暈厥了一次。大家把我送進醫院療養，我心裏總是放不下四川黨部的工作。可是醫院規矩很嚴，不準我走動，不準我會客。同誌們也怕影響我的健康，許多事情都不告訴我，因此我住在醫院裏什麽事情也不知道。
那時，國民黨右派更加猖獗起來了。蔣介石開始暴露出反動麵目，製造了3月20日的“中山艦事件”。誣蔑中山艦艦長李之龍不服調遣，擅入黃埔，陰謀暴動。逮捕了李之龍和軍隊中的許多共產黨員。這是國民黨右派對我們發動進攻的一個信號。當時毛澤東等同誌主張給右派以堅決的回擊，可惜這個主張沒有被采納。同時，西山會議派也在上海召開了偽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企圖和廣州的二次代表大會對抗。到5月15日，蔣介石得寸進尺，又召集了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通過了什麽“黨務整理案”，自己又當起了黨的主席、中央組織部長和軍人部長，把黨權、軍權統統抓到自己手裏。各地的國民黨基層組織裏也刮起了一陣反共的逆風。四川就有西山會議派的頭子石青陽，在重慶另立一個省黨部，天天找我們蓮花池黨部的人打架。我住在醫院裏就看見許多被打傷的人，包著頭，紮著繃帶，不過我當時還不知道是怎麽回事。經再三追問，同誌們才把實情告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