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海一直住到6月下旬才去廣州。途中經過香港。這時香港的工人已經開始罷工，許多工人擠在輪船上，要回廣州去。碼頭上的貨物堆積如山，無人搬運。6月24日，我到達廣州。這天正是廣州發生沙基慘案後的一天，群眾都走上了街頭，抬著血衣，高喊反對帝國主義的口號。“五卅”的影響是這樣的深刻和廣泛，全國人民的反帝怒潮，象火山一樣爆發出來了。
我到了廣州，找到廖仲愷先生，跟他談了整頓四川國民黨組織的計劃，他非常讚成。這時廣州剛剛鎮壓了楊希閔、劉震寰的叛亂，正在醞釀把大元帥府改組為國民政府。廖仲愷先生要我在國民政府成立以後再去四川，並且帶我去參觀了黃埔軍校和其他地方，向我介紹了廣州的許多情況。黃埔軍校是在我黨和蘇聯的幫助下建立起來的。這時廖仲愷任該校的國民黨代表，周恩來同誌任政治部主任，還有我們許多同誌如惲代英、肖楚女等都在那裏擔任教官或其他工作。所以我們去參觀時，看到的是一片朝氣蓬勃的景象。1925年7月1日，國民政府在廣州正式成立，汪精衛擔任主席，廖仲愷擔任財政部長，胡漢民擔任外交部長，許崇智擔任軍事部長，至於蔣介石還隻是以黃埔軍校校長兼任軍事參謀長的職務。革命形勢發展很快，但在新成立的國民政府中，右派還有著很大的勢力。要改變這種情況，必須繼續發展工農運動，發展國民黨內的左派勢力。這時整頓國民黨基層組織的工作已刻不容緩，我想回四川的心情更加迫切了。7月初，我離開廣州赴上海，準備取道長江水路入川。臨走時廖仲愷先生代表國民黨中央給我一千元錢作為活動的經費。
這時，四川的國民黨組織，正處於分崩離析的狀態，內部派係很多。特別是謝持、石青陽等在黨內組織的所謂“實業團”，借興辦實業為名，大種鴉片煙和做投機生意，在政治上又搞派別鬥爭，進行內戰，影響極為惡劣。謝持和石青陽都是西山會議派的要人，他們當時雖然沒有在四川，但四川國民黨重慶黨部是歸他們掌握的。他們這幫人隻顧借黨營私，拒絕進步力量的集聚，以致黨部冷冷清清，門可羅雀。1925年8月15日，我到了重慶，先找重慶國民黨負責人黃複生、朱之洪商量，提出整頓國民黨的計劃。黃朱二人聽了都搖頭，說：“現在人家聽到政治和黨派就頭痛，已經參加國民黨的不過是掛個兒，沒有參加國民黨的，今後也未必肯加入。你的想法倒不錯，隻怕是白費力氣。”我對他們說：“從前國民黨的聲譽，雖然被一些政客所玷汙，但自從中山先生主張國共合作、實行改組國民黨以後，情形就不同了。今後正要我們好好地去整頓。隻要我們目標遠大，做法正確，群眾自然就會擁護我們，國民黨的威信也就能夠樹立起來。”黃複生反問我：“你看這一堆爛攤子，怎樣整頓法？”我說：“第一，要有一個嚴密的強有力的組織機構；第二，要培養一批效忠革命的幹部；第三，要在群眾中進行廣泛的活動。做到這三件，我們的整頓工作就算成功了。我計劃先辦一個學校，一方麵可以集合和培養一批幹部，另一方麵也可以作為進行組織和宣傳活動的據點。”他們聽了我的話，都說：“你以為辦學校是容易的事情嗎？我們很久想辦學校，都沒有辦成呢。”我跟他們談了很久，他們始終表示懷疑，沒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