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4月的廣州起義失畋後，我和洪承點、熊克武等又匆匆地到了日本。因為洪承點剌死了叛徒陳鏡波，在香港不能久待，所以我們走得很急。到日本不久，我看見鐵路風潮興起，估計革命運動會繼續發展起來，便決心回國參加。6月，我回到上海。這時，以宋教仁為首的一些同盟會員正在上海搞了一個同盟會的中部總部（中部同盟會）。這個組織雖號稱為同盟會的分支機構，實際上是在那裏鬧獨立性。不過，它主張以長江流域為中心、在中國的中部發動革命，而反對在邊疆繼續搞武裝起義，這個意見在當時卻是正確的。當時，全國各處都曾不斷地發生饑民暴動和抗捐抗稅的鬥爭，其中尤以長江流域和山東一帶最為普遍。1910年春，長沙發生了規模巨大的饑民搶米暴動，參加者二萬餘人，把巡撫衙門和外國教堂都給燒了。同年夏，山東萊陽又爆發了幾萬人的抗捐起義。1911年，長江流域大水成災，饑民暴動和抗捐鬥爭更為發展。例如湖南瀏陽一帶和浙江杭州、寧波等地饑民的搶米鬥爭，規模都是很大的，同時，上海、漢口等城市的工人鬥爭也日趨活躍，再加以鐵路風潮的發生，就使得革命潮流更為高漲起來。中部同盟會雖然沒有自覺地看到這種革命運動發展的趨勢，但它所規定的活動方針在客觀上卻是符合於實際情況的。我在上海並未停留多久，也沒有見著宋教仁。但宋教仁他們卻給我安上了主持四川同盟會工作的名義；這大概是他們覺得張懋隆資望不夠，因而故意把我的名字放在他的前麵，其實，我並未與聞過這件事。隨後，我從上海到了宜昌。一路上看到人們都對清朝政府十分不滿，而對革命極表同情，宜昌又看到那裏的川漢鐵路職工正在為保路而鬥爭，這—切使我預感到有什麽非常的事件即將發生。在宜昌，我們換乘專門行駛川江的蜀通輪船，這輪船雖說十分簡陋，由一隻機器船牽帶著一隻拖駁船並行前進，但比我們當年出川時所乘的帆船說來，已經安穩而又迅速多了。就是哮樣一隻簡陋的蜀通輪船，也竟然要請外國人來管理。不僅技術人員是外國人，連船長也是外國人。這位外國船長擺著帝國主義者的架子，對中國人十分凶狠。因為船上人多很擠，天氣又熱，所以到晚上有很多旅客到劃子上去睡覺，而把劃子係在那隻載人的拖駁船上。到第二天清早，輪船的服務人員並不等旅客全部登輪，隻是由機器船上的洋人鳴笛一聲，就立刻開船，並且用刀砍掉係繩，將劃子上的旅客棄置不顧。這些旅客，剛從夢中驚醒，即見輪船開走，無不倉皇失措。而且輪船急駛，風浪很大，幾乎要把劃子淹沒。於是這些旅客便大聲怒號，高呼求救。看見這種情景，我心中實在難以忍受，便用言語激勵輪上旅眾，一齊到飯廳裏開會。全船旅眾對這件事情都很憤恨，因此便喧嚷起來，痛罵洋人不顧中國人的性命，太不講理。那位洋船長在機器船上聽到人們叫罵，非常生氣，竟把他的手槍取出示威。但是，人們毫不畏懼，由於更加憤怒，罵聲反而更高。這時，船上的買辦見眾怒難犯，便將那洋船長勸回房裏去，並把那些被棄的旅客接上船來。一會，隻聽得那買辦對船長說道：“這幫人都是留學生，誰也惹他們不起。”嗬！原來你們隻怕留學生，我要你們看看中國老百姓的厲害。我於是繼起向旅眾演說團結救國的道理，一時人們的情緒又複高漲，紛紛議論不休，嚇得那幫洋人和買辦低頭無語，再也不敢尋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