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勞動力能夠創造社會的一切財富；人的勞動力本身也就是最大的社會財富。因此，愛護勞動力是發展生產、使國家富強的重大措施之一。我們的古人，就已懂得這個道理了。
早在春秋戰國及其前後的時期，許多古代的大政治家已經知道愛護勞動力的重要意義。當然，那個時候的人，特別是那一班封建統治階級的人物，並不是真正愛護勞動力，而隻是為了取得和維持他們的封建統治地位才不得不如此。但是，他們通過自己的統治經驗，卻也發現了所謂“使用民力”的“限度”，實際上就是發現了勞動力消長的某些客觀規律。
《禮記》《王製篇》寫道：“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元代的學者陳澔注解說：“用民力，為治城郭、途巷、溝渠、宮廟之類。”其實，用現代的話來講解，這就是指的各種基本建設所用的勞動力。按照當時社會的生產力水平，古人規定了各種基本建設所用的勞動力，大致隻能占總勞動力的百分之一左右。現在看來，這個比例對於以農業生產為根本的古老國家是適當的。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這個比例當然會發生變化，不過它變化的快慢和比例的高低，與社會經濟結構的性質有極密切的關係。社會性質和製度不同，比例也會有很大不同。
而且，即便在同一個生產水平之上，豐收的年成和普通的年成以及荒年，也不能按照相同的比例來使用勞動力。所以，《周禮》上又記載著：“豐年三日，中年二日，無年則一日而已。”這就是說，在豐年基本建設占用的勞動力可以達到總勞動力的百分之一左右；平常的中等年景，隻能占用百分之零點六左右；沒有什麽收成的荒年頂多隻能占用百分之零點三左右。
對勞動力既然要注意愛護，那末，對於勞動力所支出的勞動以及它所創造的社會財富，同樣必須愛惜，注意積蓄。《禮記》《王製篇》還有一段文字，很突出地說明了這個觀點。它寫道：“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雖然古人管理的國家未必都有這許多積蓄，這是極而言之；但是，當作一種經濟思想和學說來看，這一段話卻很值得重視。在農業上實現耕三餘一，在整個國民經濟計劃上保持三年以上的積蓄，這是具有重大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