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範》八政，食為首而貨次之，蓋食貨者養生之源也。民非食貨則無以為生，國非食貨則無以為用。是以古之善治其國者，不能無取於民，亦未嚐過取於民，其大要在乎量入為出而已。《傳》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此先王理財之道也。後世則不然，以漢、唐、宋觀之，當其立國之初，亦頗有成法，及數傳之後，驕侈生焉，往往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於是漢有告緡、算舟車之令，唐有借商、稅間架之法，宋有經、總製二錢，皆掊民以充國，卒之民困而國亡，可歎也已。
元初，取民未有定製。及世祖立法，一本於寬。其用之也，於宗戚則有歲賜，於凶荒則有賑恤，大率以親親愛民為重，而尤惓藐於農桑一事，可謂知理財之本者矣。世祖嚐語中書省臣曰：“凡賜與雖有朕命，中書其斟酌之。”成宗亦嚐謂丞相完澤等曰：“每歲天下金銀鈔幣所入幾何？諸王駙馬賜與及一切營建所出幾何？其會計以聞。”完澤對曰：“歲入之數，金一萬九千兩，銀六萬兩，鈔三百六十萬錠，然猶不足於用，又於至元鈔本中借二十萬錠矣。自今敢以節用為請。”帝嘉納焉。世稱元之治以至元、大德為首者，蓋以此。
自時厥後，國用浸廣。除稅糧、科差二者之外，凡課之入，日增月益。至於天曆之際，視至元、大德之數，蓋增二十倍矣，而朝廷未嚐有一日之蓄，則以其不能量入為出故也。雖然，前代告緡、借商、經總等製，元皆無之，亦可謂寬矣。其能兼有四海，傳及百年者，有以也夫。故仿前史之法，取其出入之製可考者：一曰經理，二曰農桑，三曰稅糧，四曰科差，五曰海運，六曰鈔法，七曰歲課，八曰鹽法，九曰茶法，十曰酒醋課，十有一曰商稅，十有二曰市舶，十有三曰額外課，十有四曰歲賜，十有五曰俸秩，十有六曰常平義倉，十有七曰惠民藥局，十有八曰市糴，十有九曰賑恤，具著於篇，作《食貨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