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天之說尚矣，《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又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自古有國家者，未有不致謹於斯者也。是故堯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舜在璿璣、王衡，以齊七政，天文於是有測驗之器焉。然古之為其法者三家：曰周髀，曰宣夜，曰渾天。周髀、宣夜先絕，而渾天之學至秦亦無傳，漢洛下閎始得其術，作渾儀以測天。厥後曆世遞相沿襲，其有得有失，則由乎其人智術之淺深，未易遽數也。
宋自靖康之亂，儀象之器盡歸於金。元興，定鼎於燕，其初襲用金舊，而規環不協，難複施用。於是太史郭守敬者，出其所創簡儀、仰儀及諸儀表，皆臻於精妙，卓見絕識，蓋有古人所未及者。其說以謂：昔人以管窺天，宿度餘分約為太半少，未得其的。乃用二線推測，於餘分纖微皆有可考。而又當時四海測景之所凡二十有七，東極高麗，西至滇池，南逾朱崖，北盡鐵勒，是亦古人之所未及為者也。自是八十年間，司天之官遵而用之，靡有差忒。而凡日月薄食、五緯淩犯、彗孛飛流、暈珥虹霓、精昆雲氣等事，其係於天文占候者，具有簡冊存焉。若昔司馬遷作《天官書》，班固、範曄作《天文誌》，其於星辰名號、分野次舍、推步候驗之際詳矣。及晉、隋二《誌》，實唐李淳風撰，於夫二十八宿之躔度，二曜五緯之次舍，時日災祥之應，分野休咎之別，號極詳備，後有作者，無以尚之矣。是以歐陽修誌《唐書·天文》，先述法象之具，次紀日月食、五星淩犯及星變之異；而凡前史所已載者，皆略不複道。而近代史官誌宋《天文》者，則首載儀象諸篇；誌金《天文》者，則唯錄日月五星之變。誠以璣衡之製載於《書》，日星、風雨、霜雹、雷霆之災異載於《春秋》，慎而書之，非史氏之法當然，固所以求合於聖人之經者也。今故據其事例，作元《天文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