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為史者，善惡備書，所以示勸懲也。故孔子修《春秋》，於亂臣賊子之事，無不具載，而楚之史名《檮杌》，皆以戒夫為惡者，使知所懼而不敢肆焉。後世作史者，有酷吏、佞幸、奸臣、叛逆之傳，良有以也。元之舊史，往往詳於記善，略於懲惡，是蓋當時史臣有所忌諱，而不敢直書之爾。然奸巧之徒，挾其才術，以取富貴、竊威福，始則毒民誤國而終至於殞身亡家者，其行事之概，亦或散見於實錄編年之中，猶有《春秋》之意存焉。謹撮其尤彰著者，匯次而書之，作《奸臣傳》，以為世鑒。而叛逆之臣，亦各以類附見雲。
阿合馬，回回人也。不知其所由進。世祖中統三年，始命領中書左右部，兼諸路都轉運使，專以財賦之任委之。阿合馬奏降條畫，宣諭各路運司。明年，以河南鈞、徐等州俱有鐵冶，請給授宣牌，以興鼓鑄之利。世祖升開平府為上都，又以阿合馬同知開平府事，領左右部如故。阿合馬奏以禮部尚書馬月合乃兼領已括戶三千，興煽鐵冶，歲輸鐵一百三萬七千斤，就鑄農器二十萬事，易粟輸官者凡四萬石。
至元元年正月，阿合馬言：“太原民煮小鹽，越境販賣，民貪其價廉，競買食之，解鹽以故不售，歲入課銀止七千五百兩。請自今歲增五千兩，無問僧道軍匠等戶，鈞出其賦，其民間通用小鹽從便。”是年秋八月，罷領中書左右部，並入中書，超拜阿合馬為中書平章政事，進階榮祿大夫。三年正月，立製國用使司，阿合馬又以平章政事兼領使職。久之，製國用使司奏：“以東京歲課布疏惡不堪用者，就以市羊於彼。真定、順天金銀不中程者，宜改鑄。別怯赤山出石絨，織為布，火不能然，請遣官采取。”又言：“國家費用浩繁，今歲自車駕至都，已支鈔四千錠，恐來歲度支不足，宜量節經用。”十一月，製國用使司奏：“桓州峪所采銀礦，已十六萬斤，百斤可得銀三兩、錫二十五斤。采礦所需，鬻錫以給之。”悉從其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