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是故古之哲王，法垂象以施化，考庶征以致理，以授人時，以考物紀，修其德以順其度，改其過以慎其災，去危而就安，轉禍而為福者也。夫其五緯七紀之名數，中官外官之位次，淩曆犯守之所主，飛流彗孛之所應，前史載之備矣。
武德年中，薛頤、庾儉等相次為太史令，雖各善於占候，而無所發明。貞觀初，將仕郎直太史李淳風始上言靈台候儀是後魏遺範，法製疏略，難為占步。太宗因令淳風改造渾儀，鑄銅為之，至七年造成。淳風因撰《法象誌》七卷，以論前代渾儀得失之差，語在《淳風傳》。其所造渾儀，太宗令置於凝暉閣以用測候，既在宮中，尋而失其所在。玄宗開元九年，太史頻奏日蝕不效，詔沙門一行改造新曆。一行奏雲，今欲創曆立元，須知黃道進退，請太史令測候星度。有司雲：
“承前唯依赤道推步，官無黃道遊儀，無由測候。”時率府兵曹梁令瓚待製於麗正書院，因造遊儀木，甚為精密。一行乃上言曰：“黃道遊儀，古有其術而無其器。以黃道隨天運動，難用常儀格之，故昔人潛思皆不能得。今梁令瓚創造此圖，日道月交，莫不自然契合，既於推步尤要，望就書院更以銅鐵為之，庶得考驗星度，無有差舛。”從之，至十三年造成。又上疏曰：
按《舜典》雲：“在璿樞玉衡，以齊七政。”說者以為取其轉運者為樞，持正者為衡，皆以玉為之，用齊七政之變，知其盈縮進退，得失政之所在，即古太史渾天儀也。
自周室衰微，疇人喪職，其製度遺象，莫有傳者。漢興，丞相張蒼首創律曆之學。至武帝詔司馬遷等更造漢曆，乃定東西、立晷儀、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星度，與古不同。故唐都分天部，洛下閎運算轉曆，今赤道曆星度，則其遺法也。後漢永元中，左中郎將賈逵奏言：“臣前上傅安等用黃道度日月，弦望多近。史官壹以赤道度之，不與天合，至差一日以上。願請太史官日月宿簿及星度課，與待詔星官考校。奏可。問典星待詔姚崇等十二人，皆曰：‘星圖有規法，日月實從黃道，官無其器，不知施行。’甘露二年，大司農丞耿壽昌奏，以圓儀度日月行，考驗天運。日月行赤道，至牽牛、東井，日行一度，月行十五度；至婁、角，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此前代所共知也。”是歲永元四載也。明年，始詔太史造黃道銅儀。冬至，日在鬥十九度四分度之一，與赤道定差二度。史官以校日月弦望，雖密近，而不為望日。儀，黃道與度運轉，難候，是以少終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