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孩子：幾次三番動筆寫你的信都沒有寫成，而幾個月的保持沉默也使我魂不守舍，坐立不安(1)。我們從八月到今的心境簡直無法形容。你的處境，你的為難（我猜想你采取行動之前，並沒和國際公法或私法的專家商量過。其實那是必要的），你的迫不得已的苦衷，我們都深深地體會到，怎麽能責怪你呢？可是再徹底的諒解也減除不了我們沉重的心情。民族自尊心受了傷害，非短時期內所能平複；因為這不是一個“小我的”，個人的榮辱得失問題。便是萬事隨和處處樂觀的你的媽媽，也耿耿於懷，傷感不能自已。不經過這次考驗，我也不知道自己在這方麵的感覺有這樣強。五九年你最初兩信中說的話，以及你對記者發表的話，自然而然地，不斷地回到我們腦子裏來，你想，這是多大的刺激！我們知道一切官方的文件隻是一種形式，任何法律手續約束不了一個人的心—在這一點上我們始終相信你；我們也知道，文件可以單方麵地取消，隻是這樣的一天遙遠得望不見罷了。何況理性是理性，感情是感情，理性悟透的事情，不一定能叫感情接受。不知你是否理解我們幾個月沉默的原因，能否想象我們這一回痛苦的深度？不論工作的時候或是休息的時候，精神上老罩著一道陰影，心坎裏老壓著一塊石頭，左一個譬解，右一個譬解，總是丟不下，放不開。我們比什麽時候都更想念你，可是我和媽媽都不敢談到你；大家都怕碰到雙方的傷口，從而加劇自己的傷口。我還暗暗地提心吊膽，生怕國外的報紙、評論，以及今後的唱片說明提到你這件事……孩子出生的電報來了，我們的心情更複雜了。這樣一件喜事發生在這麽一個時期，我們的感覺竟說不出是什麽滋味，百感交集，亂糟糟的一團，叫我們說什麽好呢，怎麽表示呢？所有這一切，你嶽父都不能理解，他有他的民族性，他有他民族的悲劇式的命運（這個命運，他們兩千年來已經習為故常，不以為悲劇了，看法當然和我們不一樣）。然而我決不承認我們的看法是民族自大，是頑固，他的一套是開明是正確。他把國籍看作一個僑民對東道國應有的感激的表示，這是我絕對不同意的！—接到你嶽父那樣的信以後，我並不作複，為的是不願和他爭辯；可是我和他的意見分歧點應當讓你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