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興教化、選人才、重考銓的建議引起了武帝的興趣，於是，武帝接著又向董仲舒問了關於天人之應的問題。
武帝說：“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征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浸微浸滅浸明浸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乎當世之務哉。……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複之。”
天人之應，是兩漢社會的普遍觀念。我們看到，漢武帝需要的仍然是董仲舒的哲學證立，由他來提出一套符合自己所問且完整而係統的理論。
應該說，董仲舒不僅相當明白漢武帝的心理，而且也清楚自己的曆史責任。因此，他在回答時說：“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征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涵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博愛而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者；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由此言之，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
這種闡說，今日看來很難說有多少哲學氣味，其牽強附會是相當明顯的。但在當時的社會條件特別是神學氛圍中，對自然的觀察不可能超越時代的科學技術水平，董仲舒以自然現象解釋人類社會，雖有許多的牽強與說不通之處，但其目的無疑在於設法完成漢武帝交給他的哲學證立的使命。
純哲學的證立雖不是董仲舒之長，也非其興趣所在，而考諸古史，證之先賢之言，則是董仲舒的興趣，他覺得這樣更能準確地說明他的意思。因此，他接著說：“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製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者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歡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禮；樂循禮，然後謂之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