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是後來因為種種原因，這個計劃被耽擱，直至20世紀初新政再啟，君主立憲重回中國人的視野，也由此湧現出一批職業政治家。他們在後來的政治變動尤其是從立憲向共和的轉變中發揮了巨大作用，南通張謇就是影響最大者。
體製內抗爭
張謇曾經對日本的君主立憲長期保持關注。日俄戰爭開打後，他敏銳意識到日本將戰勝俄國，勝敗的關鍵不在國土、人口、兵力，而在體製。日本的立憲體製使其致力於實業教育30年，因此有足夠的力量與中國、俄國抗衡。
不久之後，日本在日俄戰爭中取勝，的確證實了張謇的預見。與此同時，體製內的駐外使節如孫寶琦、胡惟德、張德彝及一些督撫朝臣紛紛轉變立場，認為隻有立憲可以防止中國重蹈俄國覆轍。有以他們為代表的立憲派與朝野上下尋求變革的力量推動，更因為在家天下時代，對於朝廷有利的事情，朝廷都會欣然接受，經過一番討論和考察後，清廷於1906年秋天鄭重宣布預備立憲，爭取用九年時間將中國帶上日本那樣的立憲國家道路。
所謂九年準備其實正表明了一種鄭重其事的態度。清廷希望在確定方向之後腳踏實地、穩步進行，推行“有計劃政治”：先推動官製改革，再參照東西洋各國重定法律，接著廣興教育，清理財政，整頓武備。按照當時清政府的規劃，經過這些穩紮穩打的籌備後，立憲大業自然會水到渠成。
對於清廷的穩重方案，焦急的立憲黨人當然有點不太願意接受，他們急切期待用立憲擺脫危機，富國強兵。在清廷預備立憲禦旨頒布不久，張謇與湯壽潛、鄭孝胥等立憲黨人積極活動起來，力促清廷加快立憲步伐。經過反複計議，他們聯絡江浙閩粵等地近300名立憲黨人在上海創辦“預備立憲公會”，出版報刊，宣傳憲政；編纂商法和公司法，以保護商人利益，促進工商業健康發展；開辦法政講習所，培養立憲人才。經過這些籌備，預備立憲公會又聯絡其他政治團體，嚐試舉行請願運動，以早日將中國帶上立憲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