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
作為一名教練，我需要跟各種人打交道，不同的人需要采取不同的方式：俱樂部老板、教練組成員和其他俱樂部工作人員、球員和支持者們。
跟老板有一個健康、開誠布公的交流方式是很重要的。我們當中很少有人沒有老板。或許那些成功的企業的創始者經營公司的方式就是讓人們感覺不到需要討好誰——除了他們的心魔——但是其他人都需要懂得討好上司。也許在球員看來，我就是“老板”，但是足球俱樂部中是有真正的老板的，他可以隨意雇員和解雇教練。
這是我在聖米倫隊學到的痛苦的一課，當時我經常跟俱樂部主席威利·托德（Willie Todd）爭吵。他是一家塗料和裝飾公司的老板，在我執教聖米倫隊不久，他就買下了球隊。他對足球並不了解，那時是我幫他學習。但是他很快就覺得自己懂得很多了，於是我們很快就發生了衝突。那是一段令人頗為不快的經曆，我們甚至到了彼此不說話的程度。現在回想起來，那樣子的結局隻有一個，而這結局顯然對我不利。事實確實如此。管理者需要找到跟老板交流的方式，無論他們的性格有怎樣的差別，否則隻能以悲劇告終。
來到阿伯丁隊之後，我注意不再重蹈覆轍。迪克·唐納德（Dick Donald）在1970年至1993年擔任阿伯丁隊的主席，他和威利·托德的性格截然不同，我也覺得他很好相處。雖然我們的關係很好，但是在談話中我們都很禮貌。我稱他為“主席先生”，他叫我“弗格森先生”，這也表明了我很清楚我們職位之間的差別。建立這樣的界限是很重要的，因為他每天都會出現在俱樂部，而我們幾乎每天都需要交談。在阿伯丁隊時，我需要處理的另一個重要的關係是和我的助理教練阿基·諾克斯。無論去哪裏，我們都是結伴而行——白天一起工作，晚上如果有時間的話會帶上妻子一起進行社交活動。1986年我搬去曼徹斯特時，我堅持他跟我同去。我們本來可以進一步相處下去，但是當1991年他決定離開曼聯，去流浪者隊幫助沃爾特·史密斯時，我明白這段完美的工作關係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