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樹錚算得上是段琪瑞的首席智囊，有“小扇子軍師”之謂。早在清朝末年，段祺瑞任第二軍軍統，徐樹錚已做他的參謀長。嗣後徐乃一直做段的副手，他早年曾向袁世凱投剌，因偶然不獲知遇，恨恨不已。也是偶然，在客棧中閑居得遇訪友的段合肥，後者見其書法遒勁，頓生好感，從此倚為股肱。《徐樹錚秘史》中說：“合肥（段祺瑞）視為心腹者，唯徐樹錚。帝製將作，力助合肥拒袁陰謀者，徐樹錚也；黃陂（黎元洪）就任，造成府院之嫌隙者，徐樹錚也；河間（馮國璋）北上，唆奉軍截械秦皇島者，徐樹錚也；組織政黨，使安福係毒遍天下者，徐樹錚也；破壞禮儀，肆其離間政策，而窮兵黷武者，徐樹錚也；合肥下野，挑起皖直之惡者，徐樹錚也；東海登台，把持政柄，而使內閣屢倒者，徐樹錚也。其人之聰明才智，均屬不可多得。”
徐樹錚1905年留學日本士官學校，不到30歲即任段祺瑞所部第六鎮軍事參議及第一軍總參謀。1916年袁世凱暴卒後，任國務院秘書長。他是秀才出身，但他最為迷信武力。他敬服孫中山先生，始終不渝。1919年，徐樹錚任西北籌邊使兼西北邊防軍總司令，曾短暫收複外蒙。此事他不特向大總統匯報，也告知在上海的孫中山先生。他在外蒙古期間，倒做了許多有益於蒙古的事，種菜、辦報、修路、辦銀行、辦學校，等等。
薛觀瀾說：“徐氏對部屬甚表親善，向無疾言厲色。且能循遁善誘，使吾輩致力於國文，每日須寫筆記，還要上課兩小時。徐亦勤於治學。”徐樹錚和柯劭忞、林紓、姚永樸、馬其昶等人都曾是交遊甚密的文友，稱之儒將，恰如其分。他給朋友寫信談及讀書有雲，“近十三經中，唯餘公穀未畢，非不知貪多為害，特以不能詳博，何由返約？故也不憚其繁也……”他進一步認為，加上《國語》《國策》以及《說文》《廣雅》《方言》等書，由十三經擴展合為二十經，“中國經世大文，殆可包舉無遺”。他對段祺瑞的謀略貢獻，亦多以中國古人經訓為基座，衍變成現代政治的行事軌轍。其治學之誌節，經國之意見，實有博大之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