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黃全愈
一九六八年底，“武鬥”結束，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派”占了上風，學校歸了我們。
我的嗓門大，一開批鬥會，“工宣隊”李阿婆就讓我領喊口號，什麽：“打倒×××！”“×××不低頭，就叫他滅亡！”其實，×××就是“蔡包子”。盡管我總是乘亂時才喊，但你想讓“蔡包子”知道我領著人叫嚷他“滅亡”，他會怎樣想！而且，領喊口號這種活兒不好幹。跟著人瞎起哄還可以，領人喊，個個聽著你，本來就緊張，有的口號還來點“對仗”什麽的，容易倒轉喊錯。有個貧農出身的老師領喊口號時，把“越南必勝，美帝必敗”喊成“越南必敗，美帝必勝”，當場就被抓了起來。何況我是個“右派”的兒子，領喊口號時又誠惶誠恐的，那種日子才真叫左右不是人。既怕對別人喊口號，又怕有一天別人會對我喊口號。我心裏隱隱在期盼一種解脫。正在這時，最高指示下達：“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當工宣隊宣布：“為迎接毛主席送來的知識青年，貧下中農把結婚的新房讓出來，提前把過年的粽子都包好了！”我一邊鼓掌一邊流淚。雖說不是去天山的邊疆，十萬大山也是邊疆！
插隊就是與貧下中農“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我可能是為數不多的真正與貧下中農“四同”的知青，即“三同”再加上“同睡”。結婚的新房，我們那裏沒有見到，我被分配與戶主阿德同睡一鋪床，稻草墊得厚厚的，同床的還有三四個阿德的孩子。阿德說，他在這睡時，我睡最裏邊，孩子們睡中間，他睡最外麵。他不在這裏睡時，我睡最外麵，以防小孩掉下床。我也搞不懂他怎麽會有時睡這裏有時不睡這裏，不睡這裏時又睡哪裏？每次我要落實睡裏邊還是睡外邊的時候，阿德總有點不自然。有時我睡外邊，醒來不知什麽時候，他已在裏麵睡得稀裏呼嚕的；有時我睡裏麵，孩子掉下床哭得死去活來，這才發現整夜外邊都沒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