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小京
我出生於一九六三年，喝著“文革”奶長大。
偶然碰到兒時的鄰居叔叔阿姨，他們總誇我小時候聰明，“能背誦所有毛主席詩詞和老三篇”。那時我應該三四歲，據說我本身就是節目，永遠不厭其煩地為任何人背誦，來者不拒。可我從來沒有意識到過自己的背功。我猜毛主席詩詞和老三篇對於三四歲的我來說，是水果糖或者糕點。
當時，我在北京市府大樓附近的幼兒園，玩伴中一對雙胞女的名字很好記，“東方紅”和“太陽升”，沒姓。她們的父母給她們起這等名字，至少能起到某種意義上的保護作用：欺負她們，誰敢？
一次在大街上，母親突然一把把我拉到牆邊，以免被奔跑的一群人撞倒，他們追趕上他們的獵物——一個年紀挺大的人，一片嘈雜。他是給他們架走的，除了幾塊磚頭和折斷的木棍外，地上還留下幾滴血。
我跟著母親參加過一次衛生係統的批鬥大會，在衛生局樓前。口號聲響起，我吵著要抱要看，母親不抱。我跑到另一邊，一個鄰居叔叔讓我騎在他的肩膀上。我看見台階上站著一排挨鬥的人，一律低頭，每位有三人執行：兩人反押雙臂，一人立後揪著挨鬥人的頭發。我當時會是什麽樣的表情？反正聽到哪裏開批鬥會，我經常要去看，就像現在的孩子去動物園。
搬家後，我轉到北京西郊一個軍隊大院的幼兒園。搬家其實一點沒有意義。母親是兒童醫院的大夫，當時在房山下放，喂豬；父親是軍人，在地方上“支左”，幾乎不回家；妹妹被寄放在永定門附近的人家，我簡直就是幼兒園的永久居民。周末我不孤單，十幾個孩子纏著廚房李大爺，他是老紅軍，一講故事就是長征時他怎樣把皮帶煮出香味。
我們學跳舞和唱歌，跳過一種西藏長袖舞和帶翻跟頭動作的紅軍舞，唱的歌多為樣板戲，因嗓子不好老師隻讓我演刁德一。每次演出完能得到一包餅幹，那種餅幹我自己也經常買，兩角錢一包。我們也畫畫，大院報社的美編叔叔當著大家的麵一會兒就畫了一幅劉少奇的漫畫，之後加上的叉子好像用的是紅蠟筆。我羨慕極了，因為我畫半天也不像。我發覺畫畫是件令人激動的事，我的習作不斷出現在紙上、牆上、馬路上，有一次竟是在一個弱小男孩的外衣上。我善於使用彩色鉛筆和蠟筆，粉筆不好掌握，不鮮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