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國的寒宵，實在是沉悶得很，尤其是象我這樣的不眠症者，更覺得春夜之長。似水的流年，過去真快，自從海船上別後，匆匆又換了年頭。以歲月計算，雖則不過隔了五個足月，然而回想起來，我同你們在上海的曆史，好象是隔世的生涯，去今已有幾百年的樣子。河畔冰開，江南草長，蟲魚鳥獸，各有陽春發動之心，而自稱為動物中之靈長，自信為人類中的有思想者的我，依舊是奄奄待斃，沒有方法消度今天，更沒有雄心歡迎來日。幾日前頭，有一位日本的新聞記者，來訪我的貧居。他問我：“為什麽要消沉到這個地步？”我問他：“你何以不消沈，要從東城跑許多路特來訪我?”他說：“是為了職務。”我又問他：“你的職務，是對誰的？”他說：“我的職務，是對國家，對社會的。”我說：“那麽你就應該知道我的消沉也是對國家，對社會的。現在世上的國家是什麽？社會是什麽？尤其是我們中國？”他的來訪的目的，本來是為問我對於日本對華文化事業的意見如何，中國將來的教育方針如何的，——他之所以來訪者，一則因為我在某校裏教書，二則因為我在日本住過十多年，或者對於某種事項，略有心得的緣故——後來聽了我這一段詭辯，他也把職務丟開，談了許多無關緊要的閑話走了。他走之後，我一個人銜了紙煙想想，覺得人類社會，畢竟是庸人自擾。什麽國富兵強什麽和平共榮，都是一班野獸，於飽食之餘，在暖夢裏織出來的回文錦字。象我這樣的生性，在我這樣的境遇下的閑人，更有什麽可想，什麽可做呢？寫到這裏我又想起T君批評我的話來了，他說：“某書的作者，嘲世罵俗，卻落得一個牢騷派的美名。”實在我想T君的話，一點兒也不錯。人若把我們的那些淺薄無聊的“徒然草”，合在一處，加上一個牢騷派的名目，思欲抹殺而厭鄙之，倒反便宜了我們。因為我們的那些東西，本來是同身上的積垢，口中的吐氣一樣，不期然而然的發生表現出來的，哪裏配稱作牢騷，更哪裏配稱作“派”呢？我讀到《岐路》，沫若，覺得你對於自家的藝術的虛視——這虛視兩字，我也不知道妥當不妥當！或者用懷疑兩字！比較確切吧——也和我一樣。不錯不錯，我這封信，是從友宴會席上回來，讀了《岐路》之後，拿起筆來寫的。我寫這一封信的動機，原是想和你們談談我對於《岐路》的感想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