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曰：“伊川⑦亦雲：‘《傳》是案，《經》是斷。’如書弑某君，伐某國，若不明其事，恐亦難斷。”
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說，來得聖人作經之意。如書弑君，即弑君便是罪，何必更問其弑君之詳？征伐當自天子出，書伐國，即伐國便是罪，何必更問其伐國之詳？聖人述‘六經’，隻是要正人心，隻是要存天理、去人欲，於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則常言之。或因人請問，各隨分量而說，亦不肯多道，恐人專求之言語，故曰‘予欲無言’⑧。若是一切縱人欲、滅天理的事，又安肯詳以示人，是長亂導奸也。故孟子雲：‘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⑨。’此便是孔門家法。世儒隻講得一個伯者的學問，所以要知得許多陰謀詭計，純是一片功利的心，與聖人作經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因歎曰：“此非達天德者未易與言此也！⑩”又曰：“孔子雲：‘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孟子雲：‘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孔子刪《書》，於唐、虞、夏四五百年間，不過數篇，豈更無一事，而所述止此？聖人之意可知矣。聖人隻是要刪去繁文，後儒卻隻要添上。”
愛曰：“聖人作經，隻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如五伯以下事，聖人不欲詳以示人，則誠然矣。至如堯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見？”
先生曰：“羲黃之世，其事闊疏，傳之者鮮矣。此亦可以想見其時全是淳龐樸素，略無文采的氣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後世可及。”
愛曰：“如《三墳》?之類，亦有傳者，孔子何以刪之？’
先生曰：“縱有傳者，亦於世變漸非所宜。風氣益開，文采日勝，至於周末，雖欲變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況唐虞乎？又況羲、黃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則一。孔子於堯舜則祖述之，於文武則憲章之?。文武之法，即是堯舜之道，但因時致治，其設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業施之於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況太古之治，豈複能行？斯固聖人之所可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