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夫“必有事焉”隻是“集義”，“集義”隻是“致良知”。說“集義”則一時未見頭腦，說“致良知”即當下便有實地步可用工。故區區專說“致良知”。隨時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著實去致良知，便是“誠意”，著實致其良知，而無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著實致良知，則自無忘之病；無一毫意必固我，則自無助之病。故說“格、致、誠、正”，則不必更說個“忘、助”。孟子說“忘、助”，亦就告子得病處立方。告子強製其心，是助的病痛，故孟子專說助長之害。告子助長，亦是他以義為外，不知就自心上“集義”，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是以如此。若時時刻刻就自心上“集義”，則良知之體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纖毫莫遁，又焉有“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弊乎？孟子“集義”“養氣”之說，固大有功於後學，然亦是因病立方，說得大段，不若《大學》“格、致、誠、正”之功，尤極精一簡易，為徹上徹下，萬世無弊者也。
【譯文】
“必有事焉”就是“集義”，“集義”就是“致良知”。說“集義”一時還抓不住重點，說“致良知’當下就可以實際用功，所以我專門講解“致良知”隨時在事上致其良知，就是“格物”，著實去致良知，就是“誠意”，著實致良知，而沒有一點點私心妄意，就是“正心”。踏實地致良知，就沒有忘的毛病，沒有一點點私心妄意，就自然沒有助的毛病。因此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就不必再說“勿忘勿助”了。孟子說“勿忘勿助”，是為告子的毛病下的功夫。告子強製內心，是“助”的毛病，因此孟子專講“助”的危害。告子之所以犯“助”的毛病，也是因為他認為義在心外，不知道從自己內心中“集義”，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所以才會這樣。如果時時刻刻在自己心中“集義”，那麽良知的本體自然能夠洞徹明白，是非自然都能纖毫畢現，又怎麽會有“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的毛病呢？孟子“集義”“養氣”的學說，固然對後來學者大有功勞，然而這也是對症下藥，從大體上說，就不如《大學》中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的功夫，極為精一簡易，上下貫通，萬世都沒有弊病了。